于都距离瑞金80公里，是一座千年古镇，于都河畔“长征集结地”这一标志性事件，使这里凭添了浓浓的红色气息，它亲历并见证了红军度过的最艰难时刻。于都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到长征开始的1934年，共有近7万于都人民加入红军，在长征时期伤亡惨重。
1934年10月17日，8万余红军战士陆续集结到于都河渡口，一夜之间，于都老百姓在宽阔的江面上搭起几架浮桥，协助红军战士顺利渡江。这一年，成立不久的中央苏维埃政府正遭受内忧外患，革命事业处于低谷期，毛泽东主席的身心状态也处于低潮，这次渡江为中央苏区被迫开展大规模转移拉开了序幕。
然而萦绕在红军战士脑海里的问题是：转移到哪里？什么时间才能回来？未来的命运是什么？在当时的局势下似乎不可能有人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有一点十分清晰，保全红军力量，采用灵活多变的机动战术，适应环境，让革命的种子扎根发芽，直到长成参天大树。
谁能想到，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历经艰难险阻，在迂回行走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逐渐明确了目标和方向，思想理论逐步成熟，路线方针逐步清晰，二万五千里带出一支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且极度忠诚的队伍，为后来革命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引导产业及企业不断进步的，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与挑战，而不是风平浪静的安稳。”——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立建
9月4日，寻访团自瑞金到了于都。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我们见到了大量《红色中华》报的影印件，详细记录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的经过。当然，那时候没人称之为长征，而是称为战略转移。
据说，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第一句话是：“我是长期受到排挤打击的人，有话无处说。”有人问邓小平长征是如何走过来的，他说“跟着走”；别人问他怎么度过最艰难的时期，他回答“忍耐”。看来人在困难、逆境之时，都要忍耐、坚持。红军在长征之时也身处险境，长征一开始的目标是湘鄂西，是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师，但蒋介石非常清楚红军的意图。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战后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指出的目标是贵州，遵义会议又提出了北渡长江到江西创建根据地，扎西会议又改为云贵川，二渡赤水后目标又定位贵州，鲁班场战斗失利后又放弃了赤化贵州的方案。
长征途中面对围追堵截的种种困难，不断艰辛探索，不断艰苦尝试，才逐步走出困境。实际上每一个产业的历史都是如此。成功的产业或企业不是占有多少优势的条件，而是拥有转化不利因素的能力。引导产业及企业不断进步的，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与挑战，而不是风平浪静的安稳。
“长征是一种战略转移，是红军在危机关头的自我拯救。于我们的启示是，要在进与退、取与舍间布下最有利的局面，关键在于因势而动、应时而动。”——《印刷工业》杂志总编李君
横过眼前的于都河（贡水）静静流淌，如果不是纪念碑的指引，很难将这个安静的河面与80多年前8.6万名红军过渡口的场面联系到一起。当年的中央红军正是从这里的8个主要渡口集结出发，悄无声息地渡河而去，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长征是一种战略转移，是红军面对生死存亡关头的自我拯救。当生存环境恶化，敌我力量悬殊，各种不利步步紧逼，当时的领导层达成了战略转移的一致意见。因为这个明智之举，红军的自我拯救顺利走出了第一步。
不禁联想当下。移动互联时代让产业变化的节奏加快，不确定因素增多，对企业来讲，唯一不变的或许就是变。企业基于长远发展、打造核心竞争力的考虑，其发展战略随时面临调整和转移的可能，如服务对象需要调整，市场区域需要转移，经营领域需要改变等。这其实要求置身于变化中的企业既要敢于做加法，也要学会做减法，在进与退、取与舍间布下最有利的局面，因势而动、应时而动。
在于都的长征出发纪念馆现场，我们了解到一个细节，红军从于都出发时带上了沉重的印刷设备，一方面可能是出于重视宣传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可能跟对前路的艰辛与困难预期不足有关，用搬家的心态来准备，自然会把有价值的重要家当都力所能及地带上。没能在一开始就轻装前进引发了很多后续的问题，但换个角度来看，或也充分说明了印刷的重要性。只要条件允许，哪怕有一线可能，都要带上这些沉重的大块头。
“在从事任何一项事业的时候，都先问问自己它代表的是什么人的利益，满足的是什么人的需求。只有符合市场需求的事业，通过艰苦卓绝的坚持和奋斗，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必胜印刷网主编袁宇霞
一条于都河贯穿整个城区，沿河两岸高层住宅楼和底层洋房鳞次节比，临街商铺大门洞开招揽着生意，河两岸绿树郁郁葱葱，健步道蜿蜒曲折，一片祥和宁静。回想起80年前红军长征在此出发时，眼前似乎浮现出当时亲人别离的伤感画面，耳畔一遍遍回响起“十送红军”的旋律，当年的血雨腥风换来如今的宁静祥和，我们怎能不感恩。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有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长征渡口”题字石碑、“长征源”题字石碑，还有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于都是长征出发的地方，虽然最终取得了成功，但初期作出大规模转移的决定实属迫不得已，然而不转移就灭亡，面对局势，只有直面并积极行动，最终取得胜利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根据地自有其内在的道理。在我看来，一方面成功是因为这个事业符合大众老百姓的立场，只有跟着党走参加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这相当于满足了最广大老百姓的内在需求。因为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才使几座浮桥快速横跨于都河；因为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才出现妻子送丈夫、老母亲送儿子，于都人民倾力支持红军革命；因为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才会心甘情愿一路相随。
“无论是业内转型升级，还是跨界寻找机遇，当前的勇于转型，对于印机企业来说都是“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关键一举。” ——《今日印刷》杂志执行主编薛金萍
漫步于都县城，与长征有关的建筑物和纪念物随处可见。在这块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上，曾经有8.6万名红军将士在4个夜晚悄无声息渡过了600多米宽的于都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如今，站在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前，“星夜渡过于都河”、“夜渡于都溅溅鸣”的画面仿佛又真实地再现眼前。
回想当时红军战略转移的原因，主要是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困境。在内部，中共党内连续发生3次“左”倾错误，极大限制了党和红军的自身发展；在外部，红军反复遭受国民党的围剿，敌我力量的悬殊使得红军根据地面临严峻威胁。
红军在内外交困局势下的战略转移，也让人联想到当前印机制造行业在内外双重压力下的转型发展。对内，企业成本不断增加、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高端产品供应不足；对外，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政策导向带来困扰。这一系列问题都使得印机制造企业不得不谋求转型发展，例如：有的企业从固守传统印刷到进军数码印刷，以满足短版按需的市场需求变化；有的企业从做低端产品到走向高端，以满足用户提升印刷品附加值的需求；还有的企业从设备制造商变为全方位的服务商，或者与时俱进积极触网，甚至跨界转型寻找机遇等。
如今，我们身处在一个变革时代，社会环境、技术发展、消费需求都在不断变化，印机制造行业同样如此。在这样的变化中，无论是形势所迫，还是主动挑战，当前的勇于转型，对于印机企业来说都是“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关键一举。
"珍视印刷为我们带来的巨大价值，研发更为先进的印刷设备，为印刷行业续写辉煌。”——《印刷经理人》编辑 刘荣珍
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我们找寻每一处关于印刷的历史痕迹，搜集关于印刷的种种元素，发现了不少让人热泪盈眶的印刷故事，比如扛着印刷机连夜渡过于都河。从秀美和壮阔上来讲，在中国众多的河流当中，于都河（贡江）并不是出众的一个。但是今天站在于都河畔，看着“长征第一渡”几个大字，看着如今连接两岸的壮观的红军大桥、长征大桥、渡江大桥，眼前似乎呈现出80年前中央红军连夜用木板搭桥、渡河的恢弘场景。
当年，因为“左”倾错误的领导，第五次反围剿未能取得胜利，中共中央被迫转移。于都河成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渡，但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的飞机轰炸，架设浮桥只能在夜间进行。让我震惊的是，为了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天亮之前还要把脚印都抹掉。群众挑灯，数千名红军扛着印刷机、兵工厂机器等渡过浮桥，万众一心，最终，8.6万人成功渡江。现在想来，单单8.6万人轻装过河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红军们还要扛上如此沉重、携带不便的印刷机！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我们看到了当年苏区中央印刷厂用过的滚筒、格盘、铅板、油墨盒、印泥盒，相比于现在先进的印刷设备，这些简陋的印刷机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渡河那么艰苦的情况下，红军们仍然十分重视印刷材料、印刷设备，这让我感慨颇深。现在技术飞速发展，回想当年那些简陋的印刷设备，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恰恰是我们现在最应该去思考和学习的，珍视印刷为我们带来的巨大价值，研发更为先进的印刷设备，为印刷行业续写辉煌。
“当徜徉在瑞金和于都的纪念馆中，有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我做起找回前辈们曾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为传播正能量而努力工作。”——上海市印刷行业协会摄像编辑中心主任赵俊武
对我而言，这次“追寻红色印刷足迹”活动，可谓“一次追寻，终生难忘”，在大都市如此高节奏的工作之余，能够一次性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走完长征最具代表性的地点非常有意义和价值。重温共和国建国史和共产党党史，是对我们心灵的一次洗礼、升华和净化。瑞金是共和国摇篮，于都是长征出发地，踏上这块红土地，感受着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共和国成立浴血奋战的精神，激励着我们这些现代人重塑正确信仰、为事业拼搏奋斗的理念。
相比80年前，现代人物质极大丰富，一切向经济效益看齐，贫富差距拉大，不公平现象频现，人们逐渐失去了一些尤其宝贵的“精神”，如为国家为他人勇于付出甘愿牺牲的精神，如那种专注于某项技能的工匠精神，社会变得越发浮躁……当徜徉在瑞金和于都的纪念馆中，有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我做起找回前辈们曾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为传播正能量而努力工作。
“如今很多印刷企业都面临着要么转型、要么破产的困难，只有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创造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才能选择正确方向。”——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海外出展部项目经理刘雪飞
在今天的于都县城，有“长征大桥”、“红军大桥”、“渡江大桥”三座大桥横跨于都河上，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可是，作为当年的“长征第一渡”，红军却只能依靠搭设临时浮桥渡过600多米宽的于都河，且秘密行动、不留痕迹。这是何等的困难？
尽管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不同于行业的转型发展，但依旧难免感慨当前印刷企业的转型发展。面对走入寒冬的印刷业，要么转型，要么破产，究竟如何抉择？
在我们协会走访企业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印刷企业都在积极转型。举例来说，如有一家书刊印刷企业，已经成功转型标签印刷，并且将产品做得非常有竞争力；还有一家传统印刷企业，积极拥抱“互联网+”，通过做印刷电商成功开拓了网络印刷业务；甚至还有一家数码快印企业，竟反其道而行之进军胶印，深度挖掘数码印刷客户的胶印需求。所以说，不要将包装印刷视为救命稻草，即使是简单业务转型，也要创造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才能选择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