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民生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1950年春，民生公司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战争对交通企业的影响是致命的。1949年有8个月，民生公司在长江中下游全无收入。面对巨额亏损，公司并未大规模裁员，船员们团结一致冒险保护公司的船只，平安撑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民生公司还有一沉重负担就是外债。1946年，由国民政府担保，民生公司向加拿大银行借得1275万加元，造新船9只。新船造成，内战已开始，多未投入运营赚钱，而合同规定，1949年下半年开始偿还利息。利息每季度需9万5千加币，合美金8万多。
民生公司的18条最好的船在香港，或航行于香港广州之间，或在南亚做运输，以维公司生存。卢作孚不得不在香港与各方应酬，他不能公开与台湾撕破脸，否则这些轮船会被强行劫到台湾。而且，加拿大还没有与新中国建交，一旦台湾不肯为民生公司担保了，又还不出钱，债权人也有权拍卖这些轮船。
重庆解放不到半月，民生公司便恢复了航行。然而，能开出去船，却没有足够的业务。主要任务是替政府运粮到上海，粮食属三类物资，运价低，还要打七折，从上海回来没有业务，上游又催得急，轮船只好返空。为了安全，空船装上沙子压舱，还要花人工费装卸。但是国营企业就有业务。长航的前身，即轮船招商局任务饱满，还有运价高的一二类物资。那时运成渝铁路的物资，招商局运钢轨、枕木，机车这种装运困难不好运的才给民生运。
1949年12月19日，重庆军管会公安部派员进入代总经理郑璧成家中，将他扣押。人事委员会副主任周吾达对此事的书面报告为，“总公司船务经理郑璧成12月19日在其住宅被公安部传讯，系因伪市长杨森将衣物21箱寄放存公司未报，因其为代理总经理职务关系而受影响”。公司事务课职工朱心培，也因为运送杨森衣箱而被捕。郑璧成却认为，重庆解放前夕，杨森奉命破坏重庆工厂码头，卢作孚说服杨森，大大减小了破坏，为杨保管衣物没有什么错。这种不合时宜的认识，让这位精通航运的高级管理人再也不能回到当时特别需要他的民生公司工作。
代总经理被扣押在民生公司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卢作孚立即电令在上海的副总经理童少生和武汉分公司经理李肇基到重庆主持总公司工作。
军代表很快派进民生公司，发动工人成立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1949年以前的工会被视为黄色工会，解散了。新的工会只有工人参加，职员（即白领工人）、船上高级船员、船长轮机长都不能参加。一些低级职工，过去几年里因为公司困难，确实在转正提薪福利方面欠了他们的债。比如船上的西崽，是为船员服务的，也是临时工，过去会定期考试转正，现在好几年没有转正机会，工作辛苦，待遇不如人，本来就不平衡，军代表告诉他们，这是阶级压迫。有八百练习生，过去闹工资没有达到目的，被公司处理了几个领头的，也翻这个案，要求提薪。工筹会动不动给公司写个公函，要求公司给经费，给独立的办公室，给装电话，差一点都不行。有一位老民生人回忆说，那时的工会就像文革中的红卫兵，对于当时的工会积极分子颇有微词。
郑璧成被解职，管理干部人人自危，不敢管理，事故越来越多。后来统计，从1950年到1952年，两年有500多次海损事故发生。比战争时期还严重！
资金困难，债务如山，业务不足，劳资矛盾，每月亏损，出事故还得赔钱，民生公司雪上加霜。
1950年2月，民生公司总公司急电香港：公司已发不出工资了！卢作孚赶紧在香港借钱汇来。3月，仍然无钱发工资。不仅发不出工资，还没有钱修船，没有钱买油买煤。过去发生资金困难可以向银行界伸手，尤其几家民营银行，对卢作孚的事业很支持。现在不行了，新政府已控制了金融。
卢作孚反复思考，并与董事会商议，明确了一个拯救民生公司的重要举措，那就是尽快确立公司与新政府的关系——实现与新政府的公私合营，取得生存的权利。3月，卢作孚即派出代表何仁到北京面见周恩来，商谈民生公司的情况，并提出公私合营。
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离开香港，尽可能秘密地北上。
一个协议，两种理解
民生公司早就是一公私合营企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想控股民生公司，宋子文控制的中国银行想，孔祥熙控制的交通银行也想，结果是他们都投资了民生公司，但都不能控股。
据1950年初的一股份调查，民生公司总股份是80万股，其中真正的官股占20%。一共四家，其中没有一家的股份能超过民营银行金城银行：
中国银行81062股（占10.1%）
交通银行57150股（占7.1%）
四川省银行12750股（占1.59%）
川康兴业公司10000股（占1.25%）
金城银行132705股（占16.5%）
这些官股加上没收的战犯、反革命的私人股份，就有了近30%的公股。
民生公司董事会有25个董事。其中有4个公股董事代表这些公股。
8月10日，卢作孚和交通部长章伯钧签署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协议写道：“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公司曾吸收了一部分官僚资本与豪门战犯的股金，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川康银行，四川省银行，及宋子文、宋子安、张群等之股金。解放后，人民政府亟应接收官僚资本，参加公司管理。现经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与民生公司数次磋商，具认按照该公司目前情况，即应改组公司组织，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在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营前，实行过渡办法。过渡办法就已改组了董事会，即由人民政府派公股代表参加公司董事会。“公股代表暂参照董事会原有之公股董事（四名）及战犯股权之董事（三名）名额暂为七名，若实派不足七名时仍具有等于七名董事之权益。”
新的公股代表并不是简单地替代过去的公股董事。过去公股董事不直接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现在公股代表要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监督，参加公司经理部门工作。卢作孚企望这种对公司制度的突破，能让新政府通过公股代表了解公司，以协调公司和政府的关系，使公司能够得政府帮助，并协调公司的劳资关系，做好管理工作。
这个协议及过渡办法是卢作孚们在交通部会谈以后拟定的，交通部基本上没有修改，只增加了几个字（黑体）：“公司资产负债清理完毕及股权审核确定经董事会通过并呈请人民政府核准后即召开股东大会提出报告修改公司章程改选董事，正式成立公私合营之公司”。正是“呈请人民政府核准”这几个字，后来让卢作孚非常被动。
公私合营后任民生公司总经理，不久又兼任董事长的武汉市长刘惠农，在40多年以后写回忆录说，“卢先生提出的公私合营和党的公私合营思想并不是同一概念。卢先生是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以使之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我们党同意公私合营的目的，是要将民生公司这艘资本主义企业的轮船引入社会主义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革民生公司。”
然而，当时没有人坦率地把这个意图告诉卢作孚。
卢作孚从北京回到重庆后，召开了公司的业务会议，把协议书和过渡办法印发各部门。业务会开得热火朝天，各部门都出主意，想办法，按协议的要求，清理资产，清查股份，提高效率，节约资源。
这时公股代表已经部分到位，只参加会议不发言，主要是了解情况。但他们是带着严重的敌情观念进入民生的，他们时时留心卢作孚一言一行，说卢先生在宜昌对船员讲话，是拉拢，是宣扬阶级调和。首席公股代表后来在北京汇报说：“由于解放以来民生公司没有贯彻改革，反革命分子猖狂进行活动”，“该公司内部极为复杂，封建把头，特务对我的事业在极力破坏。”
7月1日，公司就在交通部派来的公股代表协助下拿出了公司财务的总盘点报告，但1950年过去了，民生公司没有实现公私合营；1951年，卢作孚几次到北京谈公私合营，政府仍是不批准，民生公司仍然得不到足够的业务，而且劳资冲突加剧，事故不断，只能靠贷款吃饭和还债。贷款却越来越难，各银行的借款合约可谓霸王条款，民生的轮船，库存的材料都成了抵押品，抵押品的损失，运输，保管还要民生负责。卢作孚的相当部分精力就是跑贷款。
公股代表在民生公司的阶级斗争中起主导的作用，表面上却是公司高管的朋友。他们对公司工会的指导是通过市总工会来进行的。从1950年初开始，工会领导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当时的工会有权干预企业的人事变动，几个月内由解放军陆续撤换了护航队长及各船的护航队员，又以工会的名义，一个个地清洗撤换了人事部门的经理和干部，由解放军一位师长做了人事室主任，人事问题上完全架空了卢作孚。
不断的政治运动，镇反，民主改革，清洗了大量的老职工。搞得民生公司，尤其是高管和白领们，人人自危，船员普遍不满，工作消极，所产生的事故和损失，后来都被视为反革命事件，成为阶级斗争的理由。公股代表甚至提出要清洗邓华益、李肇基、何仁几位高级干部，卢作孚忍无可忍，当面反对。保住了李、何，邓华益仍然以年迈被“资遣”（遣散前多发一月工资），一家人从民生新村被扫地出门。卢作孚的努力只保住了邓家部分房产，使邓家老小不至流落街头。
特别让卢作孚震惊的是陶建中的冤案。
重庆“三一三”大镇反中，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被捕。5月，陶在机器厂青草坝开大会后被当场枪毙。陶建中，是公司第一条轮船民生轮的经理，创办民生机器厂时任厂长，作家李人来了，他让李做厂长。抗战，江南造船厂有名造船专家叶在馥来重庆了，为了这些人才得其所，陶厂长又让位。战后，人家走了，业务也走了，机器厂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陶又接下来。这样的好人竟在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机器厂江边被冤杀，还组织总公司职工参加公判大会受教育。一职工看到陶脑浆迸裂的情景，回家几天吃不下饭。当时，还让卢作孚坐在主席台上！始料不及的卢作孚为此公然质问公股代表。1980年代，陶平反。
卢从香港回来一重要目的，就是想保护民生人少受阶级斗争伤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他已尽力。可他不但没能保护，还要亲手签字清洗民生护航大队的队长队员，开除整肃他的老友，他事业的重要骨干……他曾对邓华益说：“华益，我对不起你！”
到1951年11月，重庆开展“民主改革”大检查。这“民主改革”仍然是肃反，清洗。经过镇反，肃反，“民主改革”，民生职工队伍受到严重伤害，懂行的管理干部越来越少。《重庆日报》还在头版刊登文章，批评民生公司的民主改革不彻底。民生公司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贷款却越来越难。到1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认为民生公司没有好好改革，已经不肯给公司贷款。12月，又让卢作孚担任民生公司民主改革委员会主任。
2月5日，民生公司的民铎轮在长寿附近失吉。
2月6日，卢作孚在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做检讨，声泪俱下。
2月8日，卢作孚参加了民生公司召开三反动员大会，会上，卢作孚的服务员揭发公股代表在北京由卢作孚招待便饭等，是受贿，是中了糖衣炮弹。
这天晚上，卢作孚在家里服过量安眠药自杀。
停航搞运动：“以肃反为主清算经济为次”
1952年2月25日上午八时半，民生公司召开民主改革运动船岸动员大会。首先由西南交通部部长穰明德做报告，报告着重指出：民生公司由于内部组织不纯，在每一运动及生产中，都遭受反革命分子及特务分子从中破坏，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人民国家的利益，坚决镇压肃清反革命分子及特务分子。继由公安部欧处长报告，并在大会上当众宣布，“于2月24日将隐藏在本公司的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专门从事反革命破坏的李犯邦典，周犯雁翔，李犯强楷，尹犯林等逮捕归案”。
自此，民生公司的政治运动全部转入“清反”，即清理反革命，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除长江中宜昌以上的航运有少数职工轮流坚持生产外，民生公司在重庆、万县、宜昌、武汉、南京、上海、广州等各分支机构，长江宜昌以下航线和华南航线都停航搞运动。
民生公司华南区公股代表在职工代表会上明确说，“我们是三反镇反民改三个运动结合进行，而且主要的要求是肃清反革命分子”。“一举而解决三个运动的要求，内外问题交叉进行，这是由于民生公司的特殊情况所采取的特殊形式”。而且，“由于许多原因，一开始斗争炽烈，规模宏大，很快即深入到集中力量打击反革命分子，群众要求主要是解决政治问题”，“采取的方针——以肃反为主清算经济为次”。
卢作孚万万不可能想到，他的死，也被怀疑是特务破坏，成为推动政治运动的一个理由。卢作孚身后的民生公司，终于成一阶级斗争战场。
有关运动的汇报材料上写着，民生公司“船岸高级人员没有改造，工作不负责任，抱敷衍塞责得过且过态度，广大员工觉悟不高，工会成分不纯，被少数坏分子把持，存在着严重的单纯福利观点，形成无政府的状态”。“政治派别，封建帮会很多，参加反动组织和封建帮会的占很大比重，如：上海在1063人中已查出参加者上述组织的631人，占59.36%，内特务34人，反动党团241人，反动会道门59人，帮会297人，以青年党和青帮在职员中或船员中占比重较大……重庆参加清反人数2303人，逮捕法办的22人，管制和集训的105人，群众管制38人，拟清洗16人，坦白免处25人，此外自杀16人（内有二人未死）失踪1人，共223人，占参加清反人数9.24%。连同前镇反中逮捕44人，集训89人，总共现已清出反动分子356人（船上240人，岸上116人），此工作船上尚未结束。”
“特务破坏活动严重，1950年上半年修理费301亿，因海损的意外修理临时修理占70%，民来、民康二轮，因特务破坏修理费即53亿，三反中民铎、民恒又被破坏（内沉没一只），二年来由于海损引起的损失非常严重，只1951年上半年赔偿达11亿，抚恤费18亿，海损的结果除增加修理赔偿，减少船只运转外，同时也降低信用，影响了货源。
“贪污现象严重，据上海参加三反的697人中，有贪污行为者605人（其中有200人已批准摘掉贪污帽子亦统计在内）不足1000万者550人，共贪污6亿；1000万以上者55人，共贪污19亿，共合计25亿。贪污人数占86.8%……
“制度紊乱，重庆总管理处管理费85%没有预算，整个公司管理费超过……审核没有统一规定，燃物料收验不严格，器材储存盘点无制度，船上燃物料配发无清单。修理船只无计划，无检查、监修、验收制度，予坏分子与奸商造成贪污舞弊的机会，形成严重的浪费与亏损，盲目发展不事企业经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僚制度与作风。”
汇报提出的对民生公司的改革方针是，“民生公司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为发挥现有船只及设备的潜在能力，必须贯彻：‘三反’‘清反’‘民主改革’，将现有庞大臃肿的组织机构，与陈旧不堪的经营管理加以彻底的改革；改造组织领导成分，依靠工人阶级进一步整顿内部，清除反革命特务分子及封建把头，裁减冗员；清理债权偿还债务，审查股权及资产核定资金，逐步推行经济核算制，履行增产节约，在国营企业领导下基本上为完成川江运输任务而服务。”
改造民生公司“所需的干部，除此次‘三反’‘清反’中各地党政军财委已派去者，原则上不再抽回外，尚缺少者主要依靠各地党政与财委负责在本年内分别分期调派充实。工会领导干部由海员总工会负责调派”。
1952年5月22日，交通部召集民生公司公股代表在京开会，汇报卢作孚去世后民生公司政治运动情况。重庆由首席公股代表汇报，民生公司1951年12月开始进行“民主改革”、“三反”、“清反”运动，1月21日正式转入“三反”。卢作孚去世以后，2月14日，转入“清反”。到4月15日，机关“清反”结束，又开始“三反”运动；而船上（长江部分）在5月10日结束“清反”转入“三反”。在“清反”运动中，清出反动组织116种，在长江轮船上的“清反”共搞了两个半月，特务有8次破坏未遂，清出反革命及嫌疑分子223人，占总人数的9.2%；机关比例大一些，清出反革命占总人数11%。“三反”在机关的重点是工会经费、办公用费、劳保基金等，船上的重点是反贩毒、反走私黄金等。
武汉公股代表汇报，所辖船上岸上共1206人，内部情况复杂，汉口货栈98人中，反动党团分子占45.8%，宜昌94人中，有三个特务组成“反共义务队”，还有军统长江情报联络处，宜昌工会7人中，有6人是特务，1人是贪污分子。在镇反中，还与台湾联系，发生海事24件，赔款2400万元，有4名船长在反恶霸斗争中被捕……船舶调配不合理，损失巨大。
上海公股代表汇报，上海民生岸上405人，船上806人，“三反”由华东交通部领导，先计划打“虎”15只，经过6次战役，打虎共42只，其中贪污一亿以上的5只，有201人坦白后摘了“贪污”帽子，共贪污8亿5千万元。
一次笔者在老民生人聚会上，说起档案里的数字，感到当时的运动打击面太大。不料老先生们说，不对，档案乱写！哪里才止那一点？当时一个船就跪倒十几二十个呀！还跪煤炭渣渣！
1952年6月10日，交通部又召集民生公司公股代表开会。
这天，首席公股代表汇报的内容有：现在民生公司董事会有董事37人，其中公股代表9人，其余28人中，被镇压死掉的5人，有3人可以肯定是反革命分子，1人已坐狱，还有4人情况不清楚。因此，应该重新审查董事，我们的意见是政府派人补充进去。
公私合营：“共产党有办法”
1952年8月25日，民生公司第二十四届第十七次董监联席会在民生公司大楼召开。
会议一共七个议案，最重要的是两个，第一是“追认增加资本案”：
“由于连年亏损负债日增，截止一九五二年七月底止负债额已达一千二百三十五亿余元（香港三十亿未列入）”“本公司请求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投资壹千亿元已蒙批准，业将此款作为偿还国家欠款私营企业欠款及今后必需的开支款项。”
第二是改组董监会。1949年以来，公司董事监事确实有好些缺额，政府增资以后，公私股权比例已有改变。所以“公股代表除原有六人外，已请由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加派公股代表十人参加董监会”。
新的常务董事会，以公股代表五人，私股代表四人组成之，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四人，由常务董事互推之。会上当即选出九名常务董事：
公股方面五人
（一）李一清（中南财委会副主任）
（二）刘惠农（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
（三）张平之（交通银行总经理）
（四）张文琦（长江区航运局副局长）
（五）欧阳平（中央交通部参事）
私股方面四人
（一）周孝怀（原公司董事）
（二）郑东琴（原公司董事长）
（三）吴晋航（原公司董事，和成银行总经理）
（四）康心如（原公司董事）
推举周孝怀任董事长，李一清、张文琦、郑东琴、吴晋航四人为副董事长。看上去，民生公司有个常务董事会，实际上的决策权已完全转移到执政党派来的干部手里。
会议聘请刘惠农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昂、童少生、张文治任副总经理。这里，刘惠农作总经理又兼公司常务董事，是民生公司史上没有的事情。没有人提出异议。
会议还“决定”，“为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执行长江航运计划，便利领导，统一管理”，又将总管理处改回总公司，并将总公司迁设汉口。
1952年9月5日下午3时，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庆祝大会在重庆市搬运工人大厦召开，新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刘惠农在会上致答词，保证实现民生公司同仁的希望和中央人民政府给予的任务，即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建立经济核算制，降低运价，增加运量，争取短期达到收支平衡，有盈余上缴，还能分给股东红利。
新任董事长周善培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公私合营使民生公司获得了新生，人民政府若不投资1000亿元来帮助公司偿还债款，公司就有可能关门破产。现在公司复活了，新生了，是否能从维持到发展，从原是政府的包袱逐步做到为新经济建设作出贡献，重要的关键就是改造，而公私合营就为改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位一向为卢作孚尊敬的老人，在公开讲过这番话后几个月即辞去董事长职，后来在“肃清卢作孚思想统治”的思想改造中，有人汇报他讲“公私合营是共产党的紧箍咒”。
刘惠农的承诺很快实现。当年9至12月，民生公司的亏损停止了，不但做到收支平衡，而且在四个月内盈利120余亿，竟然扭转了枯水季节亏空的局面！让股东们在多年没有分得股红息以后，在公私合营后的当年分得股红息4厘，股东们惊叹：“共产党有办法！”在报上广为宣传这一点时，人们并不知道，其时民生职工“自愿”大幅度降薪，高中层职工的工资有的降了50%！副总经理童少生，因为夫人长期患病，后来不得不经常悄悄变卖家中衣物，一般职工的生活，必也受到影响。
合营后，各地党政机关派进民生公司干部389人，担任科级以上94人，其中党员82人，在总、分公司的处室、科、厂基本上配备了骨干，掌握了领导权，对资本主义企业和人的改造，作好了组织准备。
合营前民生公司“资本家”、“资方代理人”和“高级职员”共139人，其中逮捕法办，即杀、关、管的就有21人，“畏罪自杀”3人（总经理卢作孚和两位主任），病死1人，作为冗员处理13人。余下100人中，只有22人相当于原职，47人降职使用，31人未定职。
在22名安排为高中层的干部中，原副总经理童少生和原总工程师张文治做了副总经理，还安排了20名中层副经理。但不论这些人表现如何，是不能够参加工会的，甚至不能参加某些高层的业务会议。原广州分公司经理周寰轩因为被允许参加了工会，公司负责人受到追究。
1956年6月20日，国务院批准，民生公司正式与长江航运局合并，纳入国营轨道。
（作者单位为重庆市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黄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