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中央延安时期的农业科技观，指导各抗日根据地推行一系列发展农林业的科技政策，取得显著成果。其中蕴含的历史价值极为可贵，于今启示良深。延安时期启示当今，坚持农业科技的大众化价值取向应确立因农致富的观念。
【关键词】增产 从实际出发 改良 启示
中共中央延安时期，面对抗日战争复杂而又严酷的局面，毛泽东在解释党的农业技术政策时，提出其农业科技观，以此指导陕甘宁及其他边区的农业发展。他说：“我们的第七项政策就是提高农业技术。这里所说的提高技术，是说从现有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生产知识出发，依可能办到的事项从事研究，以便帮助农民对于粮棉各项主要生产事业有所改良，以达到增产的目的。” ①
提高农业技术应以增产为目的
延安时期不仅提出提高农业技术要以增产为目的，还更具体地提出“耕三余一”、“耕三余二”的增产目标。原因是随着当时抗日战争形势发展，边区居民人口增多，且机关、学校、部队等吃财政饭的人员也日渐增多，再加上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如何保障根据地抗日军民粮棉等基本衣食生活资料的自给自足，一时成为紧迫问题。以增产为目的、满足广大抗日军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服务的问题，反映其大众化价值取向。
延安时期农业科技的大众化价值取向在其科普政策及落实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毛泽东、徐特立、聂荣臻等党政领导人带头宣讲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常识教育的重要性。在此政策導向之下，边区从城镇到乡村，普遍建立起识字班、读书班。延安各机关组织自然科学普及小组，规定每日两小时的学习时间。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开设和讲授“自然科学概论”、“自然科学史”、“最新自然科学简介”等课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举办科普讲座，组织实际观察，用科学知识破除群众中流行的“天狗吃太阳”等迷信观念；中共中央机关所办的《解放日报》开辟科学园地、卫生、自然界、农业知识等专栏或副刊，其刊登的《怎样种棉花》、《发展边区蚕丝业》、《关于肥料的一般知识》等文章受到欢迎。
延安时期科技大众化的价值取向在其全民植树造林政策及落实中也得以表现。发展林业可以改善农业环境，有利于生态平衡。西北青救会1937年在延安规定每年4月12日为植树日。陕甘宁边区建设厅1938年发出《关于发动党政军民植树造林》的通知，第二年发布《延安机关部队学校的植树造林运动计划纲要》。由此开启我国全民义务植树之先声。1941年边区林务局成立后修订《植树造林办法》和《森林保护条例》，建成两个试验林场和一个苗圃，并投资十万造林。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发动群众义务植树260多万棵。毛泽东在1942年10月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论证：发动群众种柳树、沙柳、柠条，其枝叶可供骆驼及羊子吃，亦是解决牧草一法。同时可供燃料，群众是欢迎的。政府的任务是调剂树种，劝令种植。他还进一步提出植树是合作社的十大任务之一。要帮助老百姓制订一个植树计划，十年内把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秃山都植上树。
提高农业技术应从实际出发
针对农业科技人才奇缺的现状问题，边区积极推行欢迎和培养科技人才的两条腿走路的办法。1941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科学技术人才》一文，以社论形式阐述党的政策。1940年8月13日公布的《中共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有优待科学家及专门学者的明确规定。政策召唤之下，延安当时集结了不少外来农业科技人才。延安时期创办有自然科学研究院和农业学校。自然科学院设立生物系，大学部设有农业园艺、森林畜牧等科，中学部设有农林畜牧等科。延安农业学校设立农艺、园艺、畜牧三个部，并且学校都附设实验农场，供师生教学实习用。这些学校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艰苦奋斗，奇迹般地培养出大批农林技术骨干。
针对传统农业造成水土流失的问题，边区组织科技人员开展对土壤、农作物、森林、水利现状的科学考察活动，为解决该问题提供翔实可信的依据。1940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教师乐天宇带队森林考察团，历经47天，考察边区15县的森林分布，采集两千余件植物教学标本。其生成的报告书，分析边区森林面积、分布，论证森林与生态之关系，森林与农业、工业之关系，提出了制订边区森林政策的7项建议。其中有划分农、林、牧三种地带的建议，有开发南泥湾的建议。
针对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现状问题，边区在原有人工水利的基础上修筑杨桥畔水渠、裴庄水渠、子长水渠等引河水灌溉工程，并普遍推广修水壕、打坝堰、挖鱼鳞坑、溜崖、拍畔等方法，预防水肥流失。靖边县水利委员会和水利建设局1939年组织群众改修原有的杨桥畔水利工程，增大出水量，每小时灌田60亩，一昼夜可灌1440亩。水田一年之内种麦子、黑豆，捎种萝卜，增收细粮10080石。延安裴庄渠多次补修，能放水10725亩，增收细粮32175石。②井水灌溉的技术也被推而广之，绥德分区沿黄河一带和延安各机关多用此法，比旱地产量翻了一番。
针对传统农业广种薄收的现状问题，边区推广传统土地整理技术，倡导精耕、施肥、多除草。精耕有犁耕、多耕、细耕等。关中分区新正县1943年注意细耕，每亩麦地增收一斗。施肥能恢复地力，边区政府提倡积肥、造肥，开辟肥源，以补人畜肥的不足。“锄沟有水”是边区农民对于除草功效的普遍经验。边区政府号召及时除草，农民积极响应。如绥德张家圪崂全村所有秋田锄4次，有的达6次之多。
提高农业技术应走改良的路子
农技改良是一种顺应自然界进化规律，不求突变的渐进式科技创新。中共中央1938年的《经济问题决议案》中提出设立农业技术改良机关，指导农民进行各种技术之改良。陕甘宁边区1940年建立的光华农场为农技改良的实验基地，主要包括良种引进及培育和农具革新两大类项目。这些项目折射出现代生物化技术和现代机械化技术的科学光芒。
生物化技术在农作物方面，谷子引进“狼尾谷”良种，亩产6斗7升，比原品种“干捞饭”高10%，推及边区17个县的10180亩土地。玉米引进“金皇后”良种，亩产1石5斗，收益倍增。黄皮与白皮马铃薯、老黑豆、黑麦、烟叶、红皮花生等良种也被引进边区。蔬菜、瓜果引进41种，推广县及各机关农场的1435亩耕地。③植棉技术，总结出下种、定苗、打掐以及促进早期开桃等一套栽培办法。牲畜方面，引进绥米驴和秦川牛繁殖，体质好、适应当地粗放饲养。选育的绵羊良种滩羊，羊毛细长，产量又高。选育的河南奶羊，产奶量和产羔量大大高出本地奶羊。
机械化技术主要体现在农具革新上。1943年，陕甘宁边区已有工具修理厂和农具制造厂8个，以后亦有增加。这些工厂是农具革新的主要基地。位于枣园温家沟村的边区农具厂建于1939年，内设木工、机工、车床、翻砂4股，拥有化铁炉l座、打铁炉1座、沙箱300副、车床2台、钻床2台等设备。初以铸造犁铧为主，1940年改为制造农业机械为主，并首制成陕北第一部灌溉用水车。1944年自建反焰炉炼铜、提锌，均获成功。改进的弹花机提高效率3倍多，被边区各纺织厂普遍采用。
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启示当今，坚持农业科技的大众化价值取向应确立因农致富的观念。由于我国农业基础仍显薄弱，靠天吃饭的传统格局改变太小，广大农业人口因农而持续增收的难度很大。国家虽有鼓励农民工返乡务农政策，但这一政策的推行往往因现代农业技术的投入少而缺乏吸引力；科技普及政策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往往落不到实处。一些地方建立的农业示范园区对科技普及的作用并不显著。
现代科技在给农业发展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使其环境在日益恶化。现代农业科技投入从实际出发，必须应对日益恶化的农业环境。因为问题已经相当严重：第一，表现为总面积和单位面积减少的可耕地萎缩与现代农业科技难以推广的矛盾，以山区最为突出。第二，现代工业科技与农业科技的矛盾，以工业污染最为典型。第三，农业科技与林业科技的矛盾，以林草及生物品种的减少或变异为害最烈。
农业科技投入的生物化路线和机械化路线并重，不仅被延安当年的实践证明是对的，亦被世界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有人说我国西部山区不应以机械化技术路线而应以生物化技术路线为重，这是一种片面认识。20世纪70年代在我国西部某些山区开始推行的水上塬机械化工程不仅解决人畜饮水问题，而且给高原农林灌溉提供了经验，目前在我国西部推行的太阳能、风能、飞播及其在一定范围内的实施，说明西部山区农林机械化有着广阔前景。
（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12年科研项目的课题成果，课题编号：12JK0383）
注释
①毛泽东：“关于发展农业”，《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第224页。
②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水利事業”（1944），《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20页。
③“光华农场过去工作总结”（1944），《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47～7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