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而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重点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四风”问题，不仅党员领导干部和媒体从业人员身上普遍存在，而且媒体宣传报道中也常见踪影。其主要体现在：
形式主义方面：一些报道只图机械完成上级安排的“规定动作”，重形式，不求实效；报道中大话、套话、空话多，讲究花架子，缺乏实质性内容和创新理念；报道内容应景之作多，习惯于按既定模式唱“四季歌”。这些报道只注重让领导和上级满意，不在乎群众是否接受。
官僚主义方面：会议报道和领导活动报道多，时间长、篇幅大，占据黄金时段或重要版位，且“照本宣科”，了无新意和可读、可看、可听性；一些报道内容浮于表面，深入采访不够，“地气”不足；一些报道习惯于从会议、网上寻找线索，官僚习气重，主观色彩浓，缺乏求证意识，导致报道偏颇失真。
享乐主义方面：一是缺乏创新激情，一些电视频道过于依赖引进模式节目。据资料表明，近几年来，全球模式节目引进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2012年市场规模接近200亿欧元，我国的上星电视频道这几年至少引进了30多个电视节目模式。二是某些报道不重视艰苦奋斗优良作风的宣传，大肆宣扬贪图享受、及时行乐思想，这在某些情感和婚恋节目中表现尤为突出。如省内某档婚恋节目中，主持人经常问男嘉宾：“你有房子车子吗？”“你每月收入多少？”“你每月三千元，能养活她吗？”之类问题，而一些女嘉宾却大言不惭地说：“希望男人给我钱花，而且尽量花。”主持人问在场女嘉宾“嫁到月湖社区有何好处”时，女嘉宾齐声高呼：“有车有房有票子。”
奢靡之风方面：一是某些报道极力渲染炫富之事。如某娱乐节目中，记者先是采访并曝光徐子淇的老公为她花重金购买的多款名贵手表，接着报道了蔡依林身着顶级华服、佩戴名贵首饰，充当某品牌形象大使，吸金数额如何巨大等等。某报曾刊发了一篇题为《明星结婚，婆家聘礼谁最抠？》的报道，列举的“抠门婆家”中郭富城的聘礼似乎最少，但也有80万港币；“阔气婆家”中李某的聘礼最多，现金1亿另加价值3亿元的私人飞机。这些，都是典型的奢靡报道。二是一些媒体热衷于各类“财富排名榜”的炒作，豪车、豪宅和高档化妆品、消费品广告也屡见不鲜。三是不少电视台为争夺观众，不惜花重金请明星参加各类晚会，花巨资提高灯光、音响和舞美档次，节目成本高得惊人。
媒体宣传报道中的“四风”问题危害甚大，不仅影响了媒体的宣传报道质量，有违“三贴近”和“走转改”的宣传报道要求，而且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的弘扬。此外，还束傅了媒体的创新步履。导致媒体宣传报道中的“四风”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要者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媒体从业者身上的“四风”问题在作祟；二是媒体的运作理念存在偏差，审美价值观陷入了误区。
要有效“驱散”媒体宣传报道中的“四风”，应重点在以下方面着力：
切实解决媒体从业人员尤其负责人身上存在的“四风”问题。可以说，宣传报道中的“四风”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从业人员身上“四风”的“投影”。从目前情况看，媒体从业人员尤其管理者身上的“四风”问题普遍存在。要有效改变此般状况，媒体从业者必须按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切实查找身上的“四风”症状，提出见效快的整改措施，并自觉体现于宣传报道之中。
通过正面报道强化舆论引领，以清正之气荡涤版面、声屏和网页中的“四风”尘埃。比如，湖南卫视近期推出的《县委大院》系列报道，以临澧、衡东等多个简朴的县委大院为切入点，反映“老门脸”里领导班子的节俭作风和为民情怀，很好地配合了中央“八项规定”的宣传和反“四风”工作的开展，产生了很好的正面引导作用，受到普遍好评。
加大舆论监督报道力度，为深化反“四风”工作助威。央视曾多次曝光了一些领导干部违规宴请和一些部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案例；《中国经济周刊》披露了多个地方政府的豪华办公楼；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推出以“改变的力量”为主题的舆论监督报道，围绕“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进行线索征集和记者调查；湖南经视频道播出的《电视问政》节目，揭露某些单位在政风、行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些报道均起到了较好的震慑作用。但总的看来，目前媒体宣传报道中负面典型的曝光度还不够。尤其在教育实践活动的整改阶段，媒体在搞好成效报道的同时，还应“逮住”一些整改不力的个案进行“亮丑”。
（作者系湖南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