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礼乐并称，礼是行为规范，乐则使礼有舞蹈的节奏感，从而具有美感。乐是和谐的声音，礼是和谐的动作，礼乐合起来是古典土人的理想生活。音乐在先秦秦汉(古典时代)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建筑的空间往往要为音乐与演奏而设计。编钟与编磬是乐器的典型代表，编钟系列的大小、长短，又与身份地位有关，且编钟、编磬常在户外或大厅内演奏。因为高大的台阶、挺拔的台柱组成的空间架构，象征着权位和尊崇。正所谓艺术的精致性与建筑空间的宽广壮丽是体的两面。编钟编磬体型巨大，往往成组出土，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每个只能发两个音，可知编钟并不仅是乐器，亦是礼器。编磬亦是如此，且只能充当配音，却要占据那么大的空间，可见其礼仪性超过音乐性了。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有四组大型乐器，分别是钮钟、甬钟、编磬和句鑃。钮钟和甬钟均属编钟类，常和编磬合奏，故有“近之则钟声亮，远之则磬音彰”之效果。编钟和编磬各地均有出土，句鑃则为南越特有的乐器。四组大型乐器，体型巨大，均为成组出土，占据较大的空间，证明其不仅为实用乐器，且具有礼仪性质。
编钟最早出现在商代，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西周中晚期，编钟已由三枚或五枚发展为八枚一组，能发出相隔一个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程的两个音级。当时编钟经常用于宫廷宴会，被称为“钟鼓之乐”。至春秋中晚期，又增为九枚一组或十三枚一组。编钟在我国多处地方均有出土，最著名的当为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编钟，蔚为壮观，整套编钟共六十五件，重2500多公斤，皆为青铜铸造，设计精巧，气势雄伟壮观。性能良好，能演奏古今各种乐曲。
南越王出土的钮钟为套14件，形制均相同，从左到右依小到大递增，方环状钮，口部做弧形，钟体横断面呈椭圆形。枚较短小，3排，每排6枚，两面共36枚，枚上有漩涡纹，鼓部、钲部无文饰。经鉴定，为南越国自铸。
甬钟则为一套5件，未见有木架。甬为圆筒形，实心，上小下大，甬身较长，上有两道旋，底部装饰有一圆箍，宽展如座。斡做蹲兽状，位于舞的边缘，呈弯钩形。钟体横断面呈椭圆形，两侧边略呈弧形;四篆；枚较短小，三排，每排6枚，两面共36枚。钲部、鼓部无文饰。鼓部的内壁四角，加铸凸起一小长方块，以加强敲击时的承受力。
编磬大致始形成于商代，那时的编磬一般3～5枚为一套，音列非常简单。从西周到东周，编磬的系列已十分庞大。20世纪70年代湖北江陵的纪南故城出土了 套25枚战国初期的编磬，磬体用青色石灰石制成，上部作倨句形，下作微弧形，表面都有较清晰的彩绘花纹和略显凹凸的花纹。其中4枚绘有凤鸟图，色彩高雅，线条流畅。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亦出土一套编磬，共41枚，石制，分上下两层悬挂，上层16枚，下层l6枚，另有9枚可随时调用，这套编磬与编钟密切配合，可在同 调高上进行合奏或同时转调演奏。
南越王墓出土的编磬共有2套，一套8件，一套10件，共18件。石质，位于铜钮钟旁，从西至东由小到大摆放在地面上。未见磬架。石质较差，呈灰白色。两套编磬形制相同，呈曲尺形，两面光素，股边短而宽，鼓边长而窄。顶部有一圆孔以悬挂，股鼓相接处上部呈角状，下边呈弧线形。
此外，南越王墓还出土有一套8件的句鑃。出土时多数句鑃大小相套。器形则基本相同。句鑃器体硕重，胎壁较厚，柄、身合体铸出。柄作扁方形实柱体，上宽下窄，舞面平整呈橄榄状。器体上大下小，口部呈弧形。一面光素，一面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分两行，其下每件分别阴刻“第一”至“第八”的编码。第一件重40公斤，通高64厘米。
句鑃乐器名称，于历史文献无征。《说文解字》训诂了铃、钟、镯、钲、铙、铎、镛、鑮、钫等乐器名，却没有句鑃；《古今乐录》云：“凡金为乐器有六，皆钟之类也：曰钟，曰鑮，曰錞，曰镯，曰铙，曰铎。”同样没有句鑃名。王国维在《说句鑃》 文认为：“古音翟声与睾声同部，又翟铎双声字，疑罐即铎也”。铎与句鑃的主要区别有如下几点：
铎器形小，绝大多数通高在10厘米以下，而句鑃器形大，多为40～60厘米；铎不少有舌，使用方法为“振铎”、“奋铎”——即用手执柄摇动铎体，借铎舌碰击铎壁而发声。而句鑃无舌，需用其他物品敲击发声。铎顶有短銎可纳木柄，便于手执，銎多为方形或长方形，也有圆形，与体相通。而句鑃顶上往往设扁方形实柄，也有扁圆形柄等，由于句鑃器大体重，这种方形柄不适合手执，看来句鑃只能将柄安插在座中，口朝上演奏。铎从墓葬出土情况看，基本为单个发现，显然它是单独手执摇奏的乐器。句鑃从已知出土情况看均为成组发现，配儿句鑃、青山句鑃和鸭儿洲句鑃均为两件同出；安徽广德1986年出土的九件句分成三组，每组3件；这些描述均与句鑃特征相符。而且所刻的“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及编号铭文也是从口部往下倒刻，同样是句鑃铭文的习惯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