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乐队选择乐器的依据

教育，易站在“中原中心论”的角度分析清代统治者对非满音乐的态度，这必然会对随后得来的清史观产生较大影响。这里笔者必须指出，并不是运用“新史学”的思维站在满族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就可以客观的、或者比“中原中心论”的角度更易接近历史真实。新清史所提出的方法与观点有其新意、合理的一面，但同时，过度极端地强调“满族中心论”，割裂“清朝”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偏论“汉化”——这些论点也有其失真与不妥之处。

从这种视角，笔者再结合清代政治发展与疆域变化，认为引发罗友枝教授产生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实现了“大一统”的清王朝，其疆土已不局限于传统概念上的中原地区。从努尔哈赤至乾隆，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统一全国后，疆域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包括“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即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海岛礁），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省的南坎、江心坡地区及缅甸北部，西尽咸海与葱岭地区，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极盛时总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除此之外，许多周边国家都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在盛清之时的藩属有：东边的李氏朝鲜、琉球，中南半岛有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西南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中亚和西亚有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山克、爱乌罕（阿富汗）以及南洋的兰芳共和国等。这就意味着，以往那种以汉族统治区域即中原为中心，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如东韎、南任、西侏离、北禁被视为边缘地区的观念被全然打破。

从清王朝的版图来看，我们通常所称的中原（洛阳至开封一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仅是这巨大版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清代帝王并不會认同将满、汉区分的观点，为进一步稳固占全国人口几十分之一的满族人对汉族人的统治，“满汉不分”“大一统”的思想才是上上策。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曾言：“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②

自此以后，乾隆朝对雍正的“大一统”理论全面继承，“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3}并施以行动，终于二十二年平定准噶尔，统一回疆后达至“大一统”国家。

言及此处，再看清乾隆时期的乐队编制，推敲清王朝统治者为何会对非满音乐如此重视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礼”“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象征意义更大于其语言本身的含义，政治严肃性、儒家思想正统性是礼乐制作的全部着力点{4}。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可以论证一点——在封建统治者眼中，“礼乐”中的“乐”较其本身之音乐性更受统治者重视的是其与“礼”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政治功能。基于此，清朝统治者立足于现实情况，针对当时的边疆军事情况、社会矛盾等制定了适合的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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