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和成效，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新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建构起来，并且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当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第40个年头的时候，一方面能花费一点精力、挤出一点时间搞一点纪念性的活动未尝不可，这也是应该做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也要理性、冷静地总结经验，思考未来，归根结底是要把未来的事情做得更好。
关键词：改革开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这40年不是在一帆风顺中走过的，它既有高歌猛进的时期，也有艰难困惑的时期，如今仍然在艰难中拼搏。
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我国经济建设同时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和考验。中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积极深刻的变革，比之前的变革都艰难得多、曲折得多、复杂得多、深刻得多。
以党的十八大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从原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经济建设怎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民主法治怎样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怎样更加深入人心？对于这些问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广大的中国人民都需要冷静、理性地思考。
一、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成绩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言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历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后，总有一些人有这样或那样的言论，说什么“摇头晃尾又是一年，春草绿颜不改旧家风”，认为对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提出新的规划和部署。
中国40年改革开放，是不是真的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生产力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吗？我国能从原来的发展中的大国，到现在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仅仅依靠经济体制改革能实现吗？获得这样的成绩，难道说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调整没有关系？我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主要是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告别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前提的——首先需要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兩极分化是资本主义。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内在地、客观地要求政治上层建筑作出相应地调整。40多年来，我们的政府职能从全面管制型政府，逐渐地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再到如今的法治型政府建设，这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40多年来，特别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政治上层建筑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所以，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是不全面、不准确的。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阶段
要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把握它的基本进程。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学者们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有的提出三阶段、四阶段、五阶段、六阶段甚至八阶段，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是两个大的阶段：
（一）存量改革阶段
所谓存量改革就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治上层建筑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进行调整和变革。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到党的十四大前，我们明确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大包干”，接着城市的国有企业也逐渐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制、责任制，无论是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上，还是提升企业的民主管理、科学管理上，都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修补和完善，这是党的十四大之前中国改革的主要历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确认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首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与此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调整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到底怎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提出，要解决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邓小平同志讲，党跟政府的职能必须适当地进行分开，不能简单地以党代政。邓小平同志没有说党跟国家政权分开。现代政治都是政党制，西方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从成立到活动只有一个目的——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国家政权，执掌国家政权，这是现代政党政治的突出特点和核心所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为了适应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修补和完善，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那时候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没有提出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因为改革的任务并不清晰，所以政治上层建筑的调整也不可能完全清晰。因此那时候的改革，我个人认为是存量改革，主要对20世纪80年代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治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进行修补和完善。
（二）增量改革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增量改革阶段。这时中国政治体制有了实质性的变革和突破，以党的十四大为标志直到现在，中国发生了巨变。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受挫折，国内改革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很多人开始彷徨：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还要不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到底应该进行怎样的改革开放？在这种背景下，近90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风尘仆仆、一路南下发表南方谈话。他石破天惊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次谈话，明确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跟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在一起，是前无古人的，在书本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世界上也没有成功的模型、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只能在实践阶段中不断探索。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生冲突、产生碰撞、出现矛盾，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是很正常的。在这样一场深刻的变革中，怎么可能没有问题、没有冲突？但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一群杰出的领袖应该把这些冲突、碰撞、矛盾以最小的损失程度去解决。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不仅要解决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改革开放前的政治上层建筑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还要应对发展市场经济出现的一连串问题。比如，市场经济法治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国际上很多学者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特点，不是全部特征。政府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应当且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把该还给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该还给地方和基层的权力还给地方和基层，才能真正激发市场活力。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执政党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深刻的一场考验——社会生产发展带来的财富积累增多，使得一些富起来的人逐步迷失了发展方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开始出现，党内少数人开始见利忘义、贪赃枉法、行贿受贿，并在一定时期愈演愈烈。
党的十八大来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反腐败问题上采取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厉手段，揭发出来的问题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直到今天，反腐败斗争也远远没有结束，这说明了什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不仅要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还要解决发展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这场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上最艰难、最深刻的，当然也是最伟大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付出巨大的代价。无论如何，航线已经沟通，道路已经指明，坚冰已经打破，尽管前进的道路上有矛盾、有困难、有风险，但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顺应历史潮流，掌握历史规律，就能够解决好中国政治上层建筑存在的问题，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条件和基础。
40年来，无论是存量改革阶段，还是增量改革阶段，我们不断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都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的民主制度，都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从别人那里照抄照搬过来的。
从价值追求上说，从政治设计上看，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主权在民的价值追求，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有效的空间和平台。但是由于在具体制度、运行机制、操作程序上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端，影响和阻碍了制度的优势和功能发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不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使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制度，以新型的中国民主形式、协商民主来要求、补充和完善广泛多层的制度化，用协商民主的形式，把党内民主、国家民主、社会民主真正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些都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而且中国共产党都已经作出了规划部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过去相比有不同程度地完善，它有效地威慑了民族分裂主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由居民（村民）选举的成员组成居民（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制度。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写入党代会报告。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三、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改进，其中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过去的中国是以政策治国，这是党领导国家组织、领导社会的重要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们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国家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党的领导、党的执政按照法治化的原则，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一方面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依照宪法这个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治理国家社会。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特点，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
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飞速发展
与历史上相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变。”此外，他还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了把一个党派、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威望上”的人治思想，不断强调要“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他在此次会议上讲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际上就是依照法律进行国家和社会的治理。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法治建设在不断发展。但是在依法治国的问题上，我们做得还不够好。鲁迅说过：“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并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对“法治”的强调。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强调“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如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逐渐深入人心，并且成为国家与社会建设的基本潮流。回顾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所以那些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是不全面、不准确的。
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方式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当然存在，每一个唯物主义者都不应该忽视。因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其内在规律不可能一开始就会被认识和把握。在推进经济改革的时候，还不太可能完全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部署出来。
目前，政府职能转换还没有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些该下放的权利没有放下去。很多地方还没有准确定位和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中央政府在宏观上调控经济，地方政府维持市场秩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尽最大可能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松绑。虽然办一件事要到20个部门盖章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仍存在着“门难进事难办”，一些政府部门不作为、不办事的情况在一些地方还比较突出。
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规划和部署，要积极主动地、深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制度，但是除了个别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近些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但还有改善的空间。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来。”目前，我们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有余而制约不足，公民参与的渠道还不完善，这些都对我们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党的领导方式、决定方式的改进，过去叫“改革和完善”，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把它确认为“改进”，从大刀阔斧地对党的领导方式实行变革转变为逐步地改进，这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比如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怎么处理好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社会组织和人民团体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持续关注并妥善处理好的问题。
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是用胶水把伞盖粘起来，而是把水和面粉融合在一起。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六、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经验？这就是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而这个道路的根本原则和核心所在，就是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一样，必须且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原因何在？
从历史上看，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是先有政党、后有制度。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先有制度、后有政党。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向封建专制主义展开了猛烈进攻，发展了商品经济，打垮了封建专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为了适应政治活动的需要，适应议会民主的需要，不同的政党进行磨合，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应运而生，所以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先有制度、后有政党。而中国不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中国的人民革命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要艰难得多、困惑得多、复杂得多、深刻得多。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只需要打倒封建专制，而中国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民族矛盾相当突出。
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实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核心来协调各方关系，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力量，中国的革命是难以成功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获得革命胜利。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所以说我们是先有政党、后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与执政地位是有历史合法性的。
從现实的情况看，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极其深刻且相当复杂的社会变革之中。这场革命比民主革命深刻得多，民主革命需要先辈抛头颅洒热血，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身边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反腐败斗争中倒了下去。这些人为什么走向了反面？我有个学生曾经是省部级的后备干部，他本来是一所大学的校长，后来到了一个市里当常委、宣传部长。在他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次他跟我说：“老师，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走到今天的位置。我毕业后一定得好好干，给老百姓做点事！”他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是真心的。但是不到两年，他就出事了，被判刑11年。我非常了解他的能力，他头脑清楚、能力很强。后来我问他，到底怎么出的问题？他说，刚当宣传部长的时候，他就承担了大剧院的招标任务，为了供女儿到美国上大学，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为生产经济生活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它确实从内在和客观上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官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能把握好本心，就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作为政治领导的核心，协调各方、缓和冲突，我们的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在当代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应该是中国共产党。
责任编辑：莫夕 富裕 钟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