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乡村文化生态逐渐出现异化、失衡，中国乡村的意义世界逐步坍塌、瓦解和异化。面对目前农村的意义世界残缺不全的现状，应重新认识乡村和乡土文明的价值，呼应乡村的诉求，让儒学再次走进乡村千家万户，使其成为民众人生的向导、生活方式的底色、做人处世的标准和精神世界的信仰，在乡村人民和乡土中国重建儒学的生活规范和价值信念和意义世界。
[关键词]乡村儒学；意义世界；重建
[作者简介]曾凡朝（1968—），男，哲学博士，齐鲁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济南 250000）。
一、中国乡村意义世界的瓦解和异化
随着1840年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侵华战争不断发生、外国资本大肆侵入，商品经济畸形发展。整个中国，包括乡村社会，即已开始受到以工业化为主的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和巨大影响。在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浪潮的冲击下，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方式与生存状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等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工具理性不断高扬，价值理性不断退场，以功效为取向的工具理性不断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世界。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解读西方的现代化的视角。韦伯从社会合理性的角度，把社会合理性分为两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6页。）韦伯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源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取向的工具理性不断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世界。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论述。乡村生态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乡村文化逐渐出现异化、失衡。
在漫长的百年变迁过程中，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和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乡村社会的意义世界也开始巨变、异化、瓦解和重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本来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曾在过去百年中，也不断的受到一种被损蚀和冲洗的作用，结果剩下了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
费孝通：《乡土重建》，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56页。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破坏主要是儒家文化传统的被破坏。当务之急是要确立对传统文化经过补充改造的新的乡村文化。为此，梁漱溟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曾提出老根新芽说。他说：“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所谓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言。这在丹麦即是如此……中国亦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自一面说，老的中国文化、老的社会已不能要了，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可是自另一面说，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所以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
梁漱溟：《精神陶炼要旨》，《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4-505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以后称为“土地改革”），改善了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伴随着重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同时进行着农村农民的意义世界的改变：“土地改革所建构的社会结构，不是以单个原子式的个体农民为独立单元的自耕农社会——像许多研究者以为土地私有达成的结构方式那样，而是党组织与农民结成的牢不可破的伦理关系。”“土地改革一方面实施了土地所有权这方面的私有化，一方面结成党与农民的伦理关系——二者中，后者是根基、也是实质。”
谢遐龄：《重建意义世界：重建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在土地革命及土地改革中，中国乡村社会的意义世界在变迁中有新的创生：“党与农民的伦理关系”的牢不可破地结成。
新中国建国后所进行的过渡时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仅仅是把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的改造，而且是对农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塑，到1963年至1966年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伴随着对宗族习俗文化、儒学人际关怀等民间信仰体系的破坏。“文化大革命”虽然以“文化”为名，但实际上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社会大革命。“文革”中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又进一步摧毁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价值和意义世界，取而代之的是官方意识形态及其信仰。当时人人高唱革命歌曲，带着内心的虔诚与庄严感“早请示、晚汇报”。“对组织忠诚老实”取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孝顺”“承顺颜色”转变为“听党的话”。以党的利益和指示为标准，亲子、兄弟、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受到鼓励。这些对乡村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和意义世界的摧毁不可低估。
20世纪70年代末，极左的“文革”被否定，改革开放被启动，但在文化领域中，作为中国人传统信仰支柱的儒家传统——书院、宗祠、孔庙等普遍性的民间信仰都未恢复，传统文化并未正名。改革开放起始于农村，但主战场很快转向了城市。大批的农民离乡离土，到处寻找工作机会，乡村社会结构的解体进一步加剧。传统的义利关系又重新被辩论。“‘义在利先’不能取消或降格、代之以‘利在义先’。……义永远在先。拨乱反正是改变义之内涵而已，‘义在利先’须坚持不懈；绝不是让利居于义之前。”谢遐龄：《重建意义世界：重建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但是，經济的功利化趋势呼啸前进，“利在义先”大肆抬头，“义在利先”节节败退。不正之风、不择手段日益滋长，强大的经济致富诉求对乡村道德世界反复碾压，对家庭关系、道德价值、心理情感、乡村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农村的集体活动、公共交往空间渐趋消逝，乡村的人际情感也越来越淡漠。“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在此一精神背景下高歌猛进，却使得拜金主义大行其道，因为金钱至上已经失去了任何精神抗体，而拜金主义的肆虐客观上又给了乡土中传统文化残余更为沉重的打击，此次打击的力度某种意义上并不亚于‘文革’。如果‘文革’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政治冲击，拜金主义则是对于传统伦理的经济解构，此一解构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使得乡村社会所剩无几的人与人的温情迅速消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功利和冰冷，从而引发了乡村深层的价值认同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孝道的式微和老人处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