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何国家的国民大众都具有对自由的精神信仰和心理追求，并普遍渴望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而依此演化出来的优好经济制度，构成了任何国家繁荣和民富国强背后的制度奥秘。市场经济最为根本的优越之处，就在于为国民大众灵活而自主性的创造性活动提供了一整套自由选择机制，并确保了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公平正义，从而造就了计划经济所无法比拟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产出能力。只有经济自由才能为国民大众提供诸多经济创新活动的制度激励，从而自动生成经济发展的长效活力，这就是实现中国之梦的基本制度前提。
关键词： 精神信仰；经济制度；经济自由；中国之梦
中图分类号： C93-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2.012
就其实质而言，人类的发展过程就是持续不断地追求其自身不断解放的过程，发展的终极指向就是人类追求自身自由而充分的全面发展，因而人类主体的解放有赖于其经济自由。由于自由是人类发展的终极追求，因而经济自由与人们的精神信仰高度相关。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活动，人的精神信仰决定了人们经济活动的取向和强度，或者说决定了人们所有经济活动的超边际和边际选择的发展质量，这也正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在中国当下的转型期期间，若让大家填一份表格，在非常重要的精神信仰一栏里，多数中国人将会填“无”，可仔细想来，若人们普遍没有了精神信仰，那还能相信什么，若一个人什么都不相信，那么别人又能如何相信他。因此，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完全没有信仰的国度里，那么，无论多么糟糕的事情就都会有可能发生。
1 精神信仰与社会人假设
宗教是什么？信仰是什么？宗教是否等于信仰？我们并不能够精确回答前两个问题，但我们认为宗教与信仰不能简单等同。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国际社会中长期而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所谓“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任何存在都有其背后的深层理由，并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的各种经活动；另一方面，作为“合理存在”的宗教却在人口众多和社会矛盾凸显的当代中国若有若无，人们的行为选择大都具有典型的机会主义特质，经济活动的背后普遍缺乏极其崇高的精神信仰力量。有人认为，那些社会地位低下而且又经常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弱势社会阶层，更倾向于在宗教描绘的虚无世界里去寻求精神平衡或心理慰藉，并以此得出宗教是弱势群体愚昧迷信的结论。
我们并不否认某些宗教成员确实是因为缺乏科学知识而迷信，因而在精神信仰的层面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而不是一种积极健康和富有价值的精神追求。但我们同时也坚定不移地认为，盲目迷信或愚昧无知的宗教信徒绝不是宗教信仰的主流，西方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中产阶层和精英阶层也都普遍地信仰宗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六条也提倡和保护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宗教信仰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1]
纵观全世界所普遍信奉的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教义，从未有宗教教导其信徒“假恶丑”，恰恰相反，反而是普遍地反对或拒斥任何“假恶丑”行为。如果脱掉宗教的神话的外衣，或者是走出传统政治教条所划定的理论认识误区，我们就会在理论和实践或经济与精神的多维层面上，很容易将宗教的本质认知为是人们普遍而持久地在精神层面上虔诚地信仰“真善美”，同时所有的宗教行为也是在实践上竭力地追求“真善美”。人们在内心深处都渴望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而宗教往往是披着神的外衣的“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的化身，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在此被转换成了至高无上的神的呼唤，其实也就是“天赋人权”。在因果关系上，不是宗教教会人们“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而是人们发自内心地渴望“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从而普遍选择了符合人们内心渴望的宗教去信仰，因此宗教的历史自始至终与人类社会历史并行。或者说。不是因为宗教而产生了信仰，恰恰相反，而是因为人们的信仰而产生了宗教，信仰是宗教之母，而宗教则是信仰之子，也可以说信仰是其本质内容，宗教则是其现象形式，没有信仰就绝对不会具有任何的宗教现象存在。由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而坚定不移地认为，信仰高于宗教而依托于宗教，信仰源于人的内心而又左右着人心，但“信仰不是一种迷惑人心的东西，它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指引，它将把你的存在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2] 概而言之，任何国家的国民大众都会具有精神信仰和心理追求，经济和科技越发达，人们的精神信仰和心理追求就会越强烈，人们就会越是追求更加高尚纯洁的精神文化生活，就会愈加崇尚经济自由和公平正义。
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最初假设，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也即每个人都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个人利益。但即使在这种假设下，人们在面对一个垂死的乞丐时应不应伸出援手，历来就存在着争论和分歧，经济学也因此而似乎缺乏道德正义。
其实，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其《国富论》并论证经济人假设之前，就于此前的1759年出版了他的《道德情操论》，在其著作中亚当.斯密也极力地倡导道德高尚和帮助他人的精神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并不单纯地局限于可以货币化计量的金钱，也包括可以帮助他人的精神快乐或心理收益。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erbert Simon）就曾指出：‘这种利他实际上意味着明智的利己。’”[3]著名照片《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鹫》的拍摄者、1994年普利策奖得主、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Kevin Carter），就因为未能及时救助照片中的小女孩而倍感自责，最终自杀身亡。
现代经济学家也对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提出了理性社会人等一系列假设，认为理性人的收益最大化是个人效用满足程度的最大化，也即含有精神需求满足在内的最大化。我们认为，不论哪个学派对理性经济人的修正，其本质都源于人普遍具有精神追求和思想信仰这种有别于任何其他动物的社会特质，而这恰恰就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每个人都是具有精神信仰的行为选择主体，人们的信仰会直接影响自身乃至整个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体的经济架构和制度安排，从而决定了每个家庭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质量。任何国家的发展繁荣也并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发展繁荣，比之更加重要的还有精神文化的发展繁荣，而且精神信仰也更具有核心发展价值和支撑意义。
概而言之，任何人都并不仅仅是经济人，更是具有精神信仰和心理追求的社会人，这就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也是经济制度演化的精神追求。
2 精神信仰与经济制度
精神信仰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心理追求，其实质是关于人们行为选择的发展理念。精神信仰由一系列主观评价所构成，主要表现为“应该不应该”和“值得不值得”等许多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发展理念或价值观念，决定了人们行为选择的范围、边界和力度。如果在精神信仰方面被认为是“应该”和“值得”的事情，人们就会尽快而尽力地付诸于实际行动。
在人们将理念付诸于实际行动时，由于所面对的是一个资源非常稀缺的经济世界，因而必定存在着与稀缺同等程度的经济行为竞争，资源愈稀缺竞争也就愈剧烈。如果经济竞争是无序的，强者可以依靠野蛮的暴力而任意地欺凌弱者，弱者的财富及人权就会遭受强者的任意剥夺，而弱者也会借助于任何暴力为保卫自己的财富和人权而战，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会因此而陷入恶性博弈的暴力陷阱之中。如果依靠暴力剥夺就可以生存和发展，那么任何依靠智慧和勤奋的财富创造活动，将不会得到激励，暴力活动也必定会泛滥成灾，社会的财富总量也不会有任何的增加。由于财富掠夺过程中必定存在着大量的租金耗散，社会财富存量也必定是表现为递减趋势，暴力博弈的必然后果就是两败俱伤，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会因此而停止或倒退。因而任何经济和社会良性发展的精神诉求，就绝对不是暴力掠夺和彼此伤害，而只能是勤奋创造和互助合作，为此就需要建构起适合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经济制度。
任何一种制度得以有效执行和有序运行，从理论上讲将会存在下述两种可能：
一是仅仅凭借暴力威胁而强制人们执行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建构不需要国民大众的合意授权，而仅仅是少数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并强加给国民大众的强权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集权和专制。
二是得到国民大众的合意授权和普遍认可并可以自觉执行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建构遵从了国民大众的基本人权和发展意愿，因而成为一种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民主制度。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国民大众持续地追求自身解放的历史，也就是通过不断调适其相互关系而更加人性化的制度变迁史，或者说就是追求互利合作与和平发展的文明史。任何违背民意的制度结构都不会长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论多么强大的武装暴力，都经不起时间和民意的强大磨砺，暴力固然能够强制某种不合意制度得以执行，但通常也会遭遇民众的暴力反抗而被废除，所以任何以武力强制执行的制度都必定会难以恒久维持，这就是历史演化过程中的“用脚投票”机制。
那人们接下来通常会问：怎么能让某种经济制度得到普遍认可呢？某种优质高效的优好制度是人为设计还是历史演化的结果？
我们认为，任何一种被大众普遍认同的经济制度都不是某位先知先觉的人为安排，而是依据国民大众其内心渴望的精神信仰并通过优胜劣汰的制度竞争而长期演化的历史结果。因而所有的经济发展过程，其实质就是国民大众长期而自发地寻求其内心渴望的经济制度的演化过程，或者说，也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进过程。当一个人发自内心地认同某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就会成为他心中的渴望和追求，当这种渴望和追求遍及所有人时，这便成为一种经济制度的精神信仰。这种信仰会被普遍认同并在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中得到贯彻和执行，由此就会成为了一种符合国民大众发展需要的合意制度。如果没有国民大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美好信仰，符合国民大众需要的美好制度也就无法形成，美好信仰由此而成为制度改进的伟大驱动力量。
精神信仰是任何制度优化变迁背后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换句话说，就是隐藏于国民大众精神信仰之中无形的民意。由此形成的优好经济制度便能稳如磐石，这就是任何国家繁荣和民富国强背后的制度奥秘。制度因为人性的发展需要而内生演化，而符合人性的制度特质也会更加有利于民众品质的持续提升，从演化发展的角度而言，人性与制度总是处于相互感应的调适过程之中。
因此，精神信仰是经济制度演化变迁与发展优化的基石。如若一种经济制度并不是建立在国民大众的精神信仰和幸福追求之上，也即缺乏普遍而坚实的民意支持，那其结果便只有一个：人们内心的精神渴望和幸福追求被暴力所压抑，并最终成为暴力反抗的力量源泉，而暴力反抗的积累集结，必定会在适当的时候终结或打破这种制度束缚。
3 中国之梦与经济自由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伟大的中国从此就不再伟大，而是处于列强入侵和任人宰割的战乱状态，中国也因此而丧失了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国民大众普遍遭受了几代人难以忍受的国耻家难。但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是个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繁荣昌盛和民富国强始终是中华民族所矢志不渝的中国之梦。中国之梦首先是中华民族所矢志不移的伟大追求，但这种伟大追求的背后需要一种更加伟大、更加崇高和更能持续的伟大精神信仰。信仰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伟大引导力量，这种力量凝聚起来会强大到无法估量，有人将信仰比喻为个人和国家发展的“生命之根、灵魂之光”。
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和落后挨打，强烈地震撼着中国人固有的以忠孝为其基本特征的儒家思想，遗憾的是，为了实现中国崛起的伟大梦想，建国后我们又错误地选择了高度集权型的计划经济制度，在没有彻底扭转发展颓势的同时，也为此而付出了极其昂贵的机会成本。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伟大中国，又重新选择了伟大的市场经济之路，并由此带来了长达三十五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在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等领域，均获得了令全球为之瞩目的伟大发展成就。在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迅速地跃升到了2011年的35198元人民币（5445美元），2012年末已达38449元人民币，中国也因此而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4]
市场经济是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官员、企业家、国民大众和经济学家们，通常会从资源配置效率优越和产出能力显著等视角，而肯定和赞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但这仅仅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绩效或经济表征，而绝不是市场经济优越与计划经济的根原因。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优越于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因此而使得国民大众没有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公平正义和自由选择，市场经济最为根本的优越之处，就在于为国民大众的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创造性活动提供一整套自由选择机制，确保了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从而造就了计划经济所无法比拟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产出能力。
199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就曾深刻地指出：“一个社会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该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来评价。……自由不仅是评价成功或失败的基础，它还是个人首创性和社会有效性的主要决定因素。”[5]
只有经济自由才能为国民大众提供诸多经济创新活动的制度激励，从而自动生成经济发展的长效活力，正是由于中国市场化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中国经济才因此而获得了三十五年来的长期高速增长。
我们只有从经济自由这样的发展视角来解读和认知市场经济，才有可能获得经济发展的真实谜底，并为未来的经济发展选择提供更为广阔和更高质量的知识基础。
著名管理学大师和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就曾精彩地指出：在这个全球化的知识创新时代，“世界上将不再有‘贫穷的’国家，而只有无知的国家。”[6]，计划经济制度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也应该从中获得关于中国发展转轨的许多有益的新知识。我们应该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崛起和中国之梦的实现，完全有赖于在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道路上，充分地赋予中国民众更多的经济发展自由，中国也将因此而获得更加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发展活力。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9.
[2] 威廉·詹姆士：《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M]. 唐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90.
[3] 转引自贺卫等：《制度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1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中国统计摘要》[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20、186.
[5] [印]阿马蒂亚·森（A.Sen）：《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3.
[6] [美]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社会的管理》[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62.
（责任编辑：张 萌）
Spiritual Faith and Economic Freedom
LIU Xiaoyan
（University of Jinan，Jinan 250002）
Abstract：People of any country have faith in freedom and continually pursue it.We all eager to have justice， freedom，and equality，and based on that，excellent economic system is the mystery of prosperous and strong and wealthy country.The most fundamental superiority of market economy lies in that it provids a set of free choice mechanisms for people to be flexible and automatic creative，which ensures the justice of economic activity.Thus market economy has created high efficiency and enormous economic output which a planned economy can not match.Only economic freedom that can provide incentives for people to launch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 activities.Thereby market economy automatically generate long-term vit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basic premise of China Dream.
Keywords：Spiritual faith；Economic system；Economic freedom；China Dre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