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出中国戏剧，从十三世纪至今》(Eight Chinese Plays，fromtheThi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威廉·道尔比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164页。
译者威廉·道尔比是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汉学家，一九七六年曾出版过一部二十五万言内容详尽的《中国戏剧史》。他所译的元杂剧《灰阑记》曾在英国广播电台播过多次。他还译过司马迁的《史记》和中国诗词。
在这部新译作中，他选译了下列八出戏：
1.《双斗医》(院本，摘自《蔡顺奉母》，刘唐卿著)；
2.《宦门子弟错立身》(南戏，未知撰人)；
3.《秋胡戏妻》(元杂剧，石君宝著)；
4.《浣纱记》第七折(传奇，梁辰鱼著)；
5.《中山狼》(杂剧，王九思著)；
6.《卖胭脂》(清初笑剧，无名氏)；
7.《霸王别姬》(京剧，根据梅兰芳演出本)；
8.《评雪辨踪》(川剧，根据五十年代中期演出本)。
道尔比教授还写了一篇前言，介绍了中国戏剧的源流。开头转引了一位曾在中国居住二十二年的美国人阿瑟·史密斯1894年所写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的几句话：“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生来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民族的娱乐；中国人热爱戏剧，就如同英国人热爱运动，西班牙人热爱斗牛一样……中国人常用戏剧方式思考问题，例如他如果遇到麻烦事而设法得以解决，就说自己‘下了台’，没办法解决就说‘下不了台’。”道尔比认为戏剧给予中国人在生活上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文中提到中西方过去都有些讽刺庸医的戏，本集中所选的第一出戏《双斗医》就是嘲讽两个江湖郎中的笑剧。“在欧洲，人们可以回想到丑角与江湖医生之间经常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例如在十七世纪法国，演员塔巴林靠骗术帮助了他的弟弟庸医蒙多尔行销假药，又如庸医让·法林后来成为舞台上，的滑稽小丑。莫里哀犀利地暴露医生行业的缺点和谬误多端。同样在中国，医生也常是喜剧的讽刺对象，他往往以一个不称职的无赖或是一个逗人乐的丑角姿态出现。应当注意的是中国一些早期的戏剧家本人就是医生或者跟医生这个行业有联系。”
道尔比在谈到《霸王别姬》时说“这是著名演员梅兰芳特别喜爱演出的一出戏，全剧着重刻划项羽反复无常的性格和急躁的情绪，他行动鲁莽，忠言逆耳，同时也描绘了他对虞姬的爱恋和对乌锥马的热爱。虞姬在很多方面是这出戏的主角。她是温柔的关切和忠实不渝的爱的典型；她在自己明智的劝告归于失败之后，就自始至终地尽量设法安慰、鼓舞和协助项羽，只想到他的安危和幸福。这出戏基本上可以说是一首爱情诗篇。”
道尔比教授的译文严谨而流畅，剧中唱词均以押韵的诗体译出，使人可以看出他在热心介绍中国古典戏剧给西方读者这一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
顺便提一下，英国另有一位学者A·C·斯考特教授(近十几年来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亚洲戏剧系主任)，也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译介了六出中国古典京剧，由该校出版社分三集出版。这六出戏是《蝴蝶梦》、《四郎探母》、《思凡》、《十五贯》、《拾玉镯》和《女起解》。斯氏还在书中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京剧和昆曲的历史，对他所译的六出戏作了详细的演出说明，并附许多珍贵剧照。
(梅)
《明治以来中国游记提录》，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日本东洋文库一九八○年出版，348页。
本提录收入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写的访华游记四百余种，按访华时间顺序排列，对每种游记均附“解题”，说明访华目的、时间、地点、内容等。编者在“前言”中说，明治维新以来，到中国旅游的日本人甚多，也留下了很多游记。只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的二十年间，由于两国关系紧张，旅游者寥寥无几。但到一九六二年中日间开展“备忘录贸易”以来，访华的日本人又逐年增多，而到中国开始向四化进军的近几年，在日本掀起了“访华热”，每年到中国旅游者数以千计，每月就有几种游记出版问世。
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室自一九六○年开始收集这方面的文献，并于一九六七年在东京举办的“东洋文库五十周年展”上首次展出一百三十五部游记。后来在此基础上继续收集，至今已有明治、大正、昭和年代的四百余种游记，本提录就是这批文献的简介。本提录包括最早出版的曾根俊虎的《清国漫游志》(一八七四年)和《北支那纪行》(一八七五年)，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版的福武直编《现代中国之旅——社会学者访华团报告》。曾任日共总书记的德田球一的《我的回忆》(一九四八年)也收入在内，其中记载了他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为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路经中国时的游记，谈及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起义的状况以及他与张太雷等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的会见情况等。
日本人写的游记是研究中日两国关系史的重要史料，本书编者将各方面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写的游记汇总编目，并作内容简介，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益民)
《近代中国文献目录》，东洋文库近代中国关系文献目录刊行委员会编，日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640页。
这是一本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八年间日本学者研究近、现代中国的书刊的书本式目录，包括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哲学等各方面文献共二万一千零四十件。文献涉及的年代是从鸦片战争到目前。本目录按著者姓名的日文五十音序排列，同一著者的文献再按发表的年次排列。著录项目除文献名称外，包括发表期刊的名称、卷期、出版年月、页数；图书除书名外，著录出版社、出版年、页数。
本目录是著者目录，因此日本的中国学者近三十年来研究成果、动态等一目了然。日本的中国学者之多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仅本目录中收录的著者就有三千人。当然，其中有些人并不专门从事对中国的研究工作，但其数目之多、研究范围之广度与深度，都是可观的。
可惜这本目录不是分类目录，要了解某一专题的研究文献以及动态等，都是困难的。虽然本目录的主编市古宙三先生为弥补这一不足，花费很大功夫编纂了主题索引，但总不能代替分类目录的功用。
编者在“前言”中指出，目前日、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需要广泛收集近、现代中国的有关情报，这对日本制定对外政策以及加深对中国的认识方面都是急需要做的工作。此目录对我们了解日本人研究中国学的阵容、研究动态以及学术研究上也有参考价值。 (益民)
《费萨尔国王和沙特现代化》(KingFaisal and the Modernisation ofSaudi Arabia)，威拉德·A·贝林(Willard A.Beling)编，英国克鲁姆·赫尔姆(Croom Helm)图书公司一九八○年版，253页，10镑95先令。
本书以费萨尔国王为重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沙特阿拉伯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不断发展和改革的历程。费萨尔国王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不管你愿意与否，我们必然进入现代世界，并获得一个体面的地位”。但他毕竟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反复强调经济发展要同保持伊斯兰教的传统密切结合在一起，主张对社会改革采取稳健的步骤，以免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
本书根据一九七八年在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会议上提出的十三篇论文编辑而成。作者中九个美国人，四个沙特人。论文分两种类型。第一类反映沙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如介绍五十年代汉志省大规模的灌溉计划，沙特社会中妇女的作用，文中特别提到费萨尔国王非凡的土耳其籍妻子艾法特(If－fat)的业绩，她三十多年来致力于教学与福利事业，使沙特学校中男女学生之间的隔阂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中。第二类反映沙特外交政策方面的动向和变化，着重介绍了沙特对共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耶路撒冷(伊斯兰第三圣城)的态度。最后一篇文章是“沙—美关系和费萨尔国王”，文中提到沙特有三万名美国人，而美国有一万名沙特留学生，两个社会结构相去甚远的国家正处于相互了解和接近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