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三十年来(1979-2009)，阿富汗一直处于战争与动乱之中，阿富汗人民也饱受战乱之苦。阿富汗的战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地缘政治、民族与宗教无疑是影响阿富汗局势的三大主要因素。本文试图从地缘政治、民族与宗教三重视角解析阿富汗长期战乱的原因，以探究事件之本源。
[关键词] 阿富汗 地缘政治 民族 宗教
1979年至今，三十年过去了，阿富汗一直处于战争与动乱之中，阿富汗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当前，阿富汗局势仍然十分混乱。塔利班卷土重来，不断对美国联军及阿富汗政府军队发动各式袭击；美国联军与阿富汗政府军队也不断加大投入，誓死剿灭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各种反政府武装。阿富汗的战争与动乱不仅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也影响到包括中国西部在内的阿富汗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因此，探究阿富汗长期战乱的根源、寻求解决之道，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阿富汗问题三十年
三十年来，阿富汗战火不断，阿富汗历届政府都未能实现对全国领土的完全控制。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先后扶植起来的卡尔迈勒、纳吉布拉傀儡政权，不仅得到苏联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军队也不断对抵抗力量进行围剿，但始终未能剿灭各地的抵抗力量。苏联撤军后，阿富汗各抵抗力量在打倒纳吉布拉政权之后并没有将民族和解、国家新生放在第一位。反而陷入对地盘和权力的争夺之中，阿富汗再次陷入旷日持久的战火之中。
在阿富汗内战中，塔利班打着“铲除军阀、恢复和平”，“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的旗号异军突起，不断壮大，最终进军喀布尔，一度控制了阿富汗约95％的国土，但直至其垮台，也未能消灭北方联盟、进而完全统一阿富汗。“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打着反恐旗号，拉拢北方联盟，扶持卡尔扎伊上台，但卡尔扎伊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喀布尔及其周围地区，阿富汗广大的边远地区大多还控制在地方军阀或部落武装手中。2006年以来，塔利班卷土重来，与美国联军、阿富汗政府军队展开游击战，多次发动“春季攻势”。塔利班拒绝卡尔扎伊政府的谈判请求，阿富汗再次陷入战火之中，美国国防部2008年的报告称阿富汗已处于“持久叛乱状态”。
连绵不断的战乱使本来就落后的阿富汗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阿富汗陷入贫困落后的深渊。阿富汗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牧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7％，但农业基础薄弱，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境地。工业以轻工业和手工业为主，主要有纺织、化肥、水泥、皮革、地毯、电力、制糖和农产品加工等，技术水平低。据统计，1951—1972年，阿富汗国民生产总值(固定价格)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8％。1971年，阿富汗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最不发达的26个国家之一。三十年的战乱，使阿富汗的交通、通讯、轻重工业、教育和农业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生产生活物资奇缺。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阿富汗可以享受自来水供应的城市居民不到20％，基本医疗只能覆盖40％的人口，严重缺少医疗人员，尤其是女性医护人员。由于不愿接受男医生的检查和治疗，阿富汗女性享受基本医疗的比率很低。阿富汗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65‰，其民众的平均寿命仅为44.5岁。
贫困落后为鸦片生产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从20世纪70年代起，罂粟就开始在阿富汗小面积种植。长期的战乱使阿富汗本已脆弱的农牧业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农田水利设施被毁、耕地荒废，以往尚可种植小麦、玉米和大麦等农作物的田地已难以耕种。为维持生计，阿富汗农牧民只好转而种植适应性强而经济价值又高的罂粟。据联合国毒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办公室2009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在2001—2008年间增长约20倍，鸦片年产量增长超过40倍，达到7700吨。尽管卡尔扎伊政府一直努力采取措施铲除鸦片生产，但鉴于阿富汗政府对全国局势控制能力有限，要遏制、根除鸦片生产是不可能的。卡尔扎伊曾公开宣称，“鸦片贸易已成为比恐怖主义甚至1979年苏联占领更为严重的毒瘤。”不仅如此，贫困问题也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长期陷入贫困状态的阿富汗民众，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特别容易产生对社会不满的极端情绪乃至恐怖思想。对贫困的阿富汗民众而言，“恐怖组织的成员身份以及(在恐怖组织中取得)成功，是摆脱赤贫的唯一出路。”②鸦片生产也为塔利班等反政府武装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使之得以招兵买马，从而卷土重来并不断壮大，形成鸦片生产与战乱相寄生的恶性循环。
二、地缘政治与大国争夺
阿富汗虽然国弱民穷、资源匮乏，但由于其地处中亚、南亚和西亚的交汇之处，北接中亚诸国，西邻伊朗，东与东南毗邻巴基斯坦，东北部通过瓦罕走廊与中国接壤，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东西文明的交汇点，也是周边民族迁徙、征战的必经之地，是中南亚地区乃至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枢纽，自古以来就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自阿契美尼德王朝入侵阿富汗以来，阿富汗彪悍的民风、多山的地形埋葬了一个又一个人侵者。大英帝国三征阿富汗却损兵折将、无功而返，一度争雄于世界的苏联也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如今美国的“反恐”战争也拖延了八年之久，损失惨重，前景暗淡。美国能否成功走出阿富汗这一“入侵者的坟墓”实在是一个未知数。千百年来，阿富汗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赋予其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同时，也使阿富汗多次遭到外部势力的入侵，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近代以来，阿富汗成为世界大国争霸世界战略的碰撞点，大国在阿富汗的得失关系到其世界战略的成败。俄国是近代以来传统的陆上强国，其对外战略的目标是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控制全世界。在控制中亚草原之后，俄国进入印度的最后一道门槛就是阿富汗。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英国则将阿富汗视为保护英属印度安全的最后防线。英国外交官寇松曾谈到：“阿富汗、里海以南地区、波斯湾……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棋盘的赌注是世界。”英国于19世纪控制印度后，曾两次(1839年和1878年)出兵阿富汗，占领坎大哈，进逼喀布尔，迫使阿富汗接受英国的“保护”，并怂恿阿富汗国王占领瓦罕走廊以阻止俄国南下。阿富汗成为俄国与英国“两块磨石之间的一粒小麦”。1885年俄国对阿富汗班吉的占领几乎引发英俄之间的战争，后来在德国、奥匈帝国、法国等列强的斡旋下才得以化解。
20世纪，美苏争霸世界的战略行动再次在阿富汗狭路相逢。二战后，美国与苏联成为世界的两极，双方再次重复大国百年争霸的旧“棋谱”，“从西欧的柏林危机开始，到远东的朝鲜战争，再到中南半岛的越南战争和中东地区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最终为争夺印度洋双方在阿富汗一决胜负。”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使苏联的战略优势更为突出，“如果莫斯科在该地区占据支配地位，它就可以割断美国在欧亚大陆远西和远东两端盟国之间的直接联系，控制波斯湾的石油通道，并且取得一个直接通向世界的暖洋出口。”
而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战略目标就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遭到了美国的强力反击。美国通过扶植阿富汗抵抗力量、对苏禁运、加强军备等各种手段反击苏联的战略攻势，使阿富汗成为苏联“流血不止的伤口”，最终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冷战结束后，“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但是，无论这一新的国际秩序将如何演变，石油将仍是战略商品，对国家战略和国际政治具有关键作用。”中亚国家独立后，其独特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油气资源引起了大国的关注。阿富汗是连接中亚和印度洋的最佳通道，其地缘战略意义更为突出。对俄罗斯而言，阿富汗仍然是保障其南部边境及中亚地区安全的缓冲带，是俄罗斯隔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向原苏联地区渗透的主要防范对象，因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中东欧和中东地区分别通过北约东扩和海湾战争将军队直接插入“世界岛”的核心地带和世界上能源最富集的地区，建立了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继而到中东的防范俄罗斯的“铁幕”；在亚太地区，美国拉起了从日本、韩国经台湾地区、菲律宾到马六甲海峡、澳大利亚的封锁中国的战略链条。
“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出兵阿富汗并迅速打垮塔利班政权，扶持卡尔扎伊上台，并驻军阿富汗、中亚，实现了对俄罗斯、中国等欧亚大国的全面战略分割与包围，在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印度等国之间插入了一个阻止其合作的楔子，美国成为欧亚大陆的“仲裁者”。而且，美国进军阿富汗、中亚，等于掌控了中亚里海地区油气资源的生产和外运，加上其对中东能源的控制，美国成为世界能源的掌控者，控制着欧盟、中国、日本、印度等世界能源进口大国的经济动脉。地缘战略决定了美国绝不会轻易从阿富汗、中亚撤军。此外，阿富汗的一些邻国及部分伊斯兰国家，如巴基斯坦、伊朗、乌兹别克斯坦、沙特阿拉伯等，为维护自身利益，也不同程度地卷入阿富汗内战的漩涡，使阿富汗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如今，卡尔扎伊虽然带领阿富汗走上重建之路，但阿富汗重建进程仍然掺杂着外部势力之间的博弈，影响着阿富汗重建的进程与方向。
三、民族、部落与战乱
阿富汗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和民族迁徙的走廊，自古以来就以多民族、多部落、多语言为显著特点，各民族和部落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相互之间不仅缺乏融合，而且往往存在历史积怨，民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变得根深蒂固。因而，在阿富汗，民族与部落因素成为影响阿富汗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
自1747年阿富汗杜兰尼王朝建立以来，普什图族一直在阿富汗政治、经济、军事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不仅没有将民族问题列为优先解决的问题，反而实施向普什图族倾斜的经济、政治政策。偶尔采取的“各民族共享其利”措施也往往徒有虚名，口惠而实不至，严重挫伤了非主体民族的民族感情。普什图族与非普什图族的矛盾一直是阿富汗的主要民族矛盾。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在阿富汗内部对峙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民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阿富汗内战，实际上可以说是普什图族与非普什图族争夺中央控制权的斗争。塔利班主要由普什图族人组成，而反塔利班联盟则主要代表了非普什图族人的利益。马苏德的武装主要是塔吉克族，杜斯塔姆的军队主要由乌兹别克族组成。根深蒂固的历史仇恨和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使各民族互不信任，而且各派都想从军事上打倒其他派别从而独揽大权。
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干预下，各方通过协商最终建立了临时政府，普什图族出身的卡尔扎伊成为临时政府主席，而以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为主的北方联盟则掌握了国防、外交和内政三个重要部门，权力分配实现了基本平衡，矛盾也暂时缓和下来。但这种平衡在一定意义上讲却意味着阿富汗主体民族普什图族利益的受损，因而引起了普什图人的不满。而且，长期以来，“普什图人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塔吉克人希望在中央政府里面获得更多的权力；哈扎拉人和乌兹别克人则希望建立非集权的地方政府并加强本族人的认同。”因而，各民族的利益和需求实在难以调和，这种脆弱的平衡究竟能维持多久，实难预料。
阿富汗的跨界民族问题是影响阿富汗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阿富汗跨界民族的人口数量和分布范围及其所导致的纷争是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在古代，作为民族迁徙的走廊和多元文化的交汇点，阿富汗成为中南亚地区主要的跨界民族聚居区。阿富汗境内12个人口较多的民族都是跨界民族，其主体民族普什图族也不例外。与其他国家的跨界民族问题相比，阿富汗的跨界民族问题具有其特殊性。阿富汗境内各族对自己族体的忠诚超过了对国家的忠诚，他们把本民族利益的获得与保护放在首位，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被束之高阁。阿富汗境内跨界民族与其国外同族的关系要远远好于其与境内其他民族的关系，一旦某一民族的利益受到“损害”，其国外同胞往往“拔刀相助”，因而阿富汗内部问题往往会引发周边国家的干涉。如杜斯塔姆领导的乌兹别克民兵武装，实际上是一支依赖乌兹别克斯坦供养的队伍。而马苏德领导的塔吉克族武装，则得到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的强力支持。塔利班的崛起也与巴基斯坦和美国的支持密不可分。塔利班之所以未能彻底消灭北方联盟进而一统江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方联盟得到了来自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国的强力支持。塔利班政权倒台后，在各大派别及其外部支持者互相妥协的基础上成立了卡尔扎伊政府。在卡尔扎伊政府成立之初，北方联盟在政府中握有实权，特别是其中的塔吉克族武装，其背后有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的支持；卡尔扎伊等普什图人则得到美国和巴基斯坦的支持。
部落间的纠纷也是导致阿富汗长期动荡的因素之一。长期以来，部落一直是阿富汗社会的基石，仅普什图人就有400多个大小部落，分属五大支系。分布于阿富汗广大农村地区的部落虽然归属中央政府管辖，但却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包括行政管理权、经济自主权，在军事上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处于事实上的半独立状态。部落地区的领导人称为部族首领，他们在部落地区就像国家总统一样至高无上，他们有权处死那些不遵守部落规矩的人，中央政府的权威甚至都依赖部族首领的支持。不仅如此，在阿富汗，普通民众对部落、血缘的认同和忠诚往往高于对国家的认同，甚至高于对伊斯兰教的认同。伊斯兰教传人阿富汗之后，也逐渐“阿富汗化”。在阿富汗，“除了信仰安拉和其使者穆罕默德，大部分的信条都与地方化的、前伊斯兰时期的习俗有关，有一些阿富汗部落社会的信念甚至与伊斯兰经典所载明的原则相违背。”这充分说明部落在阿富汗政治、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为驱逐外辱，阿富汗各部落武装尚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敌。在苏联撤军后，代表各部族利益的派系未能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反而各自为政，展开了对权力与利益的争夺，阿富汗陷入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悲剧之中。在阿富汗长
期战乱中，部落地区逐步形成了强大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有些势力足以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塔利班时期，塔利班试图用伊斯兰教统一阿富汗各部落，但直至其垮台也没有完全融合各个部落。卡尔扎伊政府建立后，在铲除鸦片生产、打击塔利班等反政府武装方面，也常常面临部落势力的阻挠，往往无果而终。
四、宗教、派系与原教旨主义
宗教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政治、社会生活具有重大影响。伊斯兰教是一个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宗教，其信徒往往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因而伊斯兰教在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阿富汗属于典型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在阿富汗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又包含众多教派，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因而宗教问题成为影响阿富汗局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伊斯兰教与教派冲突
伊斯兰教主要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长期以来，这两个教派之间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由于伊斯兰教与政治、社会联系紧密，因而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冲突对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
公元7—8世纪，阿拉伯人入侵阿富汗后，伊斯兰教开始进入阿富汗人的精神世界，历时千年，最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阿富汗人的主要宗教信仰，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国教，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阿富汗有99％以上的民众都信仰伊斯兰教。“在一个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民族的概念发育未久，国家与社会两相分离，人们只效忠于地方公社，伊斯兰教是唯一可以构成所有阿富汗人的东西。”①因而，理论上讲，伊斯兰教是唯一能够将所有阿富汗人统一起来的超越民族和部落的意识形态。
然而，“宗教既能使社会目标神圣化，以此来稳定社会现存秩序，它同样也可以提出新的社会目标并使之神圣化，促成动乱与革命，动摇和瓦解现存社会。”尽管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徒占人口的绝对多数，但阿富汗却拥有众多的伊斯兰教派，各派别之间矛盾重重。在一个教派中，又可分出许多支派或组织，如逊尼派传统主义组织、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组织等。其中逊尼派传统主义组织又可进一步分为伊斯兰民族阵线、伊斯兰民族解放阵线、伊斯兰革命运动三个支派；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组织可以分为伊斯兰协会、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阿富汗伊斯兰党(希克马蒂亚尔派)和阿富汗伊斯兰党(哈里斯派)四个支派；而什叶派组织则包括八个分支。上述伊斯兰教派系思想、利益各异，在抗苏战争中尚能够捐弃前嫌、共同抗敌，苏联撤军后就立即陷入争夺权力和地盘的漩涡之中，致使刚刚摆脱侵略者的阿富汗人民再次饱受战乱之苦。塔利班正是打着“铲除军阀，恢复和平，重建家园，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的旗号才得以迅速崛起，并进军喀布尔，继而控制阿富汗约95％的国土。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尽管在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强力干预下成立了以卡尔扎伊为首的临时政府，并顺利进行了阿富汗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大选，但教派间的冲突并未平息，始终影响着阿富汗的政局走向和国家重建进程。
(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阿富汗动乱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恢复早期的伊斯兰教神权政体，要求纯洁和净化伊斯兰信仰，清除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建立公正、圣洁的伊斯兰社会。然而，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非伊斯兰的杂质充斥伊斯兰社会，使穆斯林困惑、迷茫、不平衡。自18世纪中叶开始，伊斯兰世界逐渐走向衰落，而西方却强盛起来，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势力侵犯着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广大穆斯林对现实社会充满失望，将希望寄托在“真主”身上，希望通过纯洁伊斯兰、对西方势力发动“圣战”实现伊斯兰世界的复兴。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使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看到了希望，广大穆斯林把它视为“现代史上伊斯兰教少有的胜利”，于是他们纷纷效仿伊朗，在各国掀起伊斯兰复兴的轩然大波。
阿富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1958年，喀布尔大学神学院的部分教授建立了“伊斯兰组织”，标志着阿富汗原教旨主义的诞生。部分阿富汗学者，如尼亚齐在留学埃及时，曾受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于1965年在喀布尔大学校园里组织成立“穆斯林青年协会”(即穆斯林兄弟会)，通过翻译赛义德·库特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毛杜迪(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主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等人的著作，向青年学生传播、灌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此外，还有几位外籍教师在喀布尔大学执教，向青年宣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影响下，原教旨主义开始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传播。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为反对“异教徒”对阿富汗穆斯林兄弟的入侵，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志愿者纷纷来到阿富汗参加抗苏战争，其中不乏原教旨主义者，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随之在阿富汗开花结果。抗苏战争的胜利使穆斯林看到了“真主的力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塔利班把自己打扮成“复兴古老的‘民族’文化”和“传播普遍性的宗教价值”的角色，提出“建立纯洁的伊斯兰政权”的口号，因而很快得到阿富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得以入主喀布尔。
然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毕竟是一种脱离当代社会现实的精神学说，它代替不了切合实际的政治学说和经济政策，它更无法解决当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因而，推行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政权无法解决阿富汗的民生问题，无法为阿富汗民众带来福祉，必然会丧失民心，失去执政根基。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卡尔扎伊政府与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傀儡政权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他们拒绝卡尔扎伊政府抛出的“和平绣球”，坚持“圣战”，誓死反抗“外国军事占领”，致使阿富汗局势不断恶化。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在阿富汗的泛滥只能将阿富汗引向动荡和战乱，无法为阿富汗带来和平与发展。
五、结语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阿富汗一直处于战争与动乱之中。阿富汗的战争与动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缘政治、民族、宗教三大因素的影响尤其突出。如今，虽然阿富汗已走上重建之路，却困难重重。塔利班等反政府武装卷土重来已成为事实，且愈打愈猛，多次发动“春季攻势”，对卡尔扎伊政府抛出的“和平绣球”也不屑一顾。阿富汗政府军及美国联军也不断加大对塔利班的打击力度，阿富汗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展望未来，在阿富汗政府及其后台美国联军与塔利班双方毫不妥协的情况下，双方究竟鹿死谁手，实难预料，阿富汗何时能够实现和平仍是一个未知数，但毋庸置疑的是，地缘政治、民族与宗教仍将是影响阿富汗未来局势不可忽视的三大因素。
(责任编辑 吴兆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