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实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具有其独特性，这些重要思想的先声早由周恩来在半个世纪前提出，他领导中国革命队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平稳务实的工作作风围绕中国经济建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以实事求是、统筹全局、自力更生的精神领导中国经济建设步伐迈出了第一步，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
关键词：周恩来；经济建设；实践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63-02
周恩来一直致力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他率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第一个向全国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他超凡的智慧、举世仰慕的雄才、务实的工作作风，组织领导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许多重要思想理论，实际上是我们今天进行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理论渊源和逻辑起点。借鉴这些重要思想理论，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率先提出和论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思想
周恩来一直认为“经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不稳，“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早在1954年9月，周恩来就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1]133。1954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132在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号召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深知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遭受外强欺凌，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制度腐败和由此而导致的经济落后。新中国在实行新的社会制度后，还必须经济发达，国家富强。党和政府工作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前途之所在，因此，我们必须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二、围绕经济建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
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保障经济建设顺利、健康地进行。他指出：“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1]221经济建设的发展，都要兼顾人民生活，这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所决定的，而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他强调：“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或者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我们应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1]190
要正确处理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的关系，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发展。周恩来指出：“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而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1]350经济建设中的这种关系相互依赖，牵一发而动全身，稍不注意就会出现偏向。周恩来曾经列举1953年和1956年初，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中不顾条件允许，盲目冒进到处铺摊以及某些重要工作过分突出，与有关方面脱节的两种偏向的事例，告诫大家：“在制订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三、以平稳务实的作风组织领导了经济工作
1.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曾经多次出现急躁冒进倾向。而周恩来则保持着清醒的经济头脑，要求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领导行政决策中，周恩来坚持群众路线，立足调查研究，坚持民主集中程序，使政府决策做到科学化、民主化，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意愿。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速度方面实事求是。建国初，周恩来依据当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实际困难，指出“如不估计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面对落后，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经济文化落后，就想一步登天，盲目图快，他针对1953年和1955年两次忽视经济规律，操之过急的冒进倾向说：“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事实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在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实事求是。面对20世纪50年代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始脱离中国国情，提出不切实际经济发展战略设想。周恩来表现得沉着冷静，他及时指出：“商业部、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1]343
在制定经济计划和预算方面，仍要实事求是。由于急躁冒进倾向的出现和农业远景计划中高指标的影响，加之，又受到“提前实现工业化”口号的鼓动，于是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中立即引起连锁反应，纷纷要求把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接近实际的各项远景目标规定的3年至12年的任务，提前到3年至5年内完成。面对严峻的事实，在冷静的理性思考与周密的科学计算中，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倾向，提出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指出：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2]384由于周恩来的努力，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出的报告写上了急躁冒进是建设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并被1956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所接受。这以后，周恩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和纠正了1956年经济建设中“二五”计划和1957年计划制订过程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从1956年下半年起逐渐由冒进转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有效地保证了“二五”计划是一个“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五年计划，并且使1957年国民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然而，由于以后极左思潮的影响，周恩来坚持实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
2.统筹全局，注意综合平衡
20世纪50年代末，他提出“全国一盘棋”的口号，而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农、轻、重的种种比例关系都是这张棋盘上的“棋子”，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周恩来像一位高明的棋手，熟练地驾驭指挥着全国这盘棋，走出了许多精妙绝伦的好棋，周恩来在组织和领导经济工作中能够统筹全局，注意综合平衡。明确地概括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
以综合平衡为关键，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周恩来以苏联为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工业是对的，但不能忽视人民的当前利益，而与人民当前利益密切的是农业和轻工业。他特别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认为谁忘记了农民，谁就要犯错误。建国初期，国家面临许多任务和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涉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各个方面，关键是要恢复发展农业。正是在这样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我国仅用短短3年时间，就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为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工业化的起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左”的错误急速蔓延的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对此，周恩来等人及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周恩来等人勇敢地挑起了率领全国人民调整国民经济，为战胜困难而斗争的重担，他切实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至1962年底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这段时间，是他领导经济工作最繁重、最活跃，发挥其经济思想和卓越领导才干的又一个比较充分的时期。
3.坚持自力更生，发展国际合作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周恩来的这一思想既继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又符合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至1956年中共八大时，他把“互通有无”的范围扩大到“经济、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深知自力更生并不是闭关锁国。主动提倡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注意引进先进技术。
他关于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已初步包含了改革的意向。新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情况的变化，这种体制管得太死的弊端逐渐地暴露出来。对此，究竟怎样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周恩来认为关键在于改进经济管理体制。
在经营方式上主张搞活。他针对我国农业、工业、商业的实际，提出了许多在经营方式上可以适当“搞活”的观点，后来又提出“各行各业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构想。他指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当时虽然还没有使用“开放”的概念，但是，一直致力于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周恩来，已经提出了大胆设想。
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当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建设成就的时候，周恩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与实践，不仅在过去，而且在今天对我们的经济工作都有着深刻的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石仲泉,陈登才.周恩来的故事[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