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为何焦虑
近日世界银行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14年底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了。这条消息出来时，就像2010年中国GDP超日本一样，并没有在国内引起什么波澜，更不要说自豪和兴奋了。这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裕了，可是GDP、高铁和航天工程等巨大成就却不再使青年人感到多少振奋。倒是有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在青年人之间蔓延，从一则名为《史记·80后传》的网络热帖可见一斑：“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见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本硕相继，寒窗数载，二十六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背井离乡，东渡苏浙，南下湖广，西上志愿，北漂京都，披星戴月，秉烛达旦，十年无休，蓄十万。楼市暴涨，无栖处，购房金不足首付，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随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倾其所有，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寻医保，不合大病之规，拒付，带病还。友怜之，送三鹿奶粉，饮之，卒。”
显然，青年人缺乏安全感。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和尊重需要是人们在社会生存与生活中所必需的基本需要，任何缺失都足以令我们感到焦虑和不安。教育、住房和医疗已经压得青年人透不过气来，同时作为独生子女一代，父母将来的养老也让他们感到压力山大。且不说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他们分忧了，就连食品安全、空气清洁等生存的基本需求都堪忧。因此青年人为了生活甚至是生存疲于奔命，同时内心里对充满未知数的未来感到惶恐不安。青年人对现在和未来毫无安全感，岂有不焦虑的道理？
不但缺乏安全感，青年人的尊重需求更是没有得到满足。高等教育扩招了，可是教育质量却未必提高了（今年两会就中科院院士甚至说，“现在研究生和以前的中专、大专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教育供给也与社会职业需求结构性失衡，每年几百万的高校毕业生不但早已经没有了“天之骄子”的优越感，连找一份体面的工作都未必如愿。而作为初入社会的青年人，无权无钱，在目前这个主要以权力和金钱作为衡量个人价值主要标准的社会里，自然难以获得自豪和尊严。又由于法治的不完善，眼看着某些有权有钱者包二奶三奶，横行霸道，黑白通吃，一无所有又无能为力的青年人，当然只能压抑着满腔的愤恨。并且由于社会出现阶层固化的倾向，青年人更看不到未来的希望，焦虑与抑郁可想而知。
此外，现代新闻媒体和通讯手段的高度发达，无疑加剧了青年人的焦虑情绪。首先，社会阴暗面的曝光更加频繁和集中了。食品安全问题、城市空气污染以及路人见死不救的消息频频出现在头条新闻里，地沟油、三聚氰胺、有毒添加剂、腐败的食材、黄浦江上的死猪、爆表的PM2.5指数、讹诈好心人的老人家等等，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和不堪入目的照片/视频一起出现在各种传统媒体或新媒体上，不断地轰炸观众的头脑，挑战着观众承受力的极限。
没有人不会因此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危险因素的疯狂世界里，没有可以信任的食品和陌生人，而对于PX、核电站、转基因作物、垃圾燃烧项目等等，更加一概认定为可怕的东西从而加以强烈抵制——既不相信政府的说法，也不相信科学家的解释。不信任感在蔓延，恐慌取代了理智。其实，世界未必真的如社会新闻上展现的那么糟糕，我们越来越深的不安全感可能只不过是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阐述的“易得性偏见Availability heuristic）”在作怪而已。易得性偏见的意思是，一种事物越容易出现在人们的记忆里（即越容易被人们想起来），就越会让人们高估这种事物发生的可能性。例如，尽管研究数据表明事实上飞机要比汽车安全得多，但是很多人觉得飞机是一种很不可靠的交通方式，容易坠毁并且难以生还，只不过是因为几乎每次稍大的飞机失事都会被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从而使人们形成“飞机不安全、易坠毁”的偏见罢了。
同理，我们近几年觉得食品和空气问题越来越严重，很可能只不过是人们更加关心这些话题，媒体的报道突然多了很多而已。作为佐证，这种负面社会新闻多发生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不是因为中西部形势更好，而是因为东部新闻媒体更加自由、发达，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更高，对这些社会民生问题也更加关注。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因为媒体上充斥负面报道而对社会失望，情况或许并没有变得更糟糕，只是我们的观察力进步了，信息获取容易了，期望值提高了而已。近期美国国务院网站公布的美国驻华大使馆记录的从2008年至今的空气质量数据就显示，北京的PM2.5浓度水平在这几年里尽管没有变得更好，但也没有不断恶化。
其次，社交网络深化了青年人的不快乐感和焦虑症。现在恐怕没有哪一个青年人没有一部智能手机，不使用微博、微信、陌陌、QQ、豆瓣、知乎和人人网等社交网络的了。在社交网络上，一个人可以即时看到每一个朋友更新的生活状态，不管这个朋友远在天边，还是多年未见。可惜已经有科学研究表明，社交网络会加深人们的不快乐感，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太多朋友的精彩和成功生活（显然人们更喜欢在社交网络上分享美好的经历：吃了什么美食、去了哪里旅游、新房装修了、结婚生孩子了、升职加薪了，诸如此类），会使人觉得自己是个孤独和不幸的人，产生“别人都活得很快乐很精彩，就我一人孤独寂寞冷”的错觉。人们本来就热衷于和周围人比较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但是就像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里指出的那样，和身边人的比较使我们产生身份的焦虑，担忧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再也没有任何群体比旧时的同学更堪为比照了。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一旦使用社交网络，“比较”会变得更加容易并且无处无刻不在，势必加深因“比较”而产生的焦虑。而更加不幸的是，感到不快乐的人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使用社交网络，形成恶性循环。
最后，青年人的焦虑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一来，青年人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生活环境比较优裕，没吃过什么苦，更没挨过饿，因此适应环境和承受挫折的能力相对不强，在我国高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环境里，有些青年人适应不了新事物的猛烈推动和催迫。
正如彼得·海斯勒在《寻路中国》里所说：“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这种百舸争流、狼奔豕突的态势里，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竞争和未知数，只有极其少数把握了机遇的人能在短时间内飞黄腾达（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的超级富豪中，89%的人是通过白手起家和自我打拼赢得了当前的巨大财富，同时中国的亿万富豪较全球平均水平年轻9岁），其余的绝大多数人，则希望靠自己的奋斗能够过上中产阶级生活。
没有人想成为这一轮人类经济奇迹中的旁观者或失落者，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论是谁，要想不落后都得承受巨大的竞争压力，像绷紧的弦，不敢松懈半点。这种压力显然是巨大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吃得消，有的人会觉得吃力，会为此焦虑不安，以至于要喊出“中国，请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二来，青年人对生活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他们更急于得到满足。二三十年前，买房从来没有成为过我们父母辈的焦虑，为何却成为了这一代青年人的心头之痛，以至于有人甚至断言“高房价毁了八零后的青春”？我们的父母年轻的时候，挤住在工作单位提供的逼仄空间里，谁都买不起房，或者根本就没有商品房可供买卖，因此也就没有这方面的攀比和念想，在吃饱穿暖之余能存钱买部单车或缝纫机就很不错了。现在的青年人为房子焦虑，首先就表明社会进步了，他们的需求层次比上一辈上升了，所以即使给不起首付，也完全没有理由抱怨人生不幸——你们怎么也不会比上一辈人人生更不幸，生活更艰难。此外，中国的青年人在住房这事情上也未必比外国同龄人更不幸。
某调查显示，2010年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仅27岁，相比之下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首次购房者平均年龄都在30岁以上（美国和英国35岁，台湾地区36岁，日本42岁）。另一调查中，84.1%的北上广受访者表示身边有“毕买族”（一毕业就买房的人，当然，毕买族大多要靠父母资助首付，2009年上海住房公积金网的调查显示62.27%的年轻人买房时受到父母的资助。）而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2009-2010年40%左右的澳洲首次买房者已经有孩子。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他们甚至比发达国家的同龄人还着急于满足拥有自有住房的欲望。当这种迫切的欲望没有能够被及时满足时，青年人焦虑了，怨天尤人了。可是为什么那么着急呢？青年人说，急于买房的首要原因是“结婚的需要”（69.5%）。但是认为结婚必须有一套房子作为前提本身就是一种扭曲的观念，是强加于自己的压力——我们的父母一辈结婚的时候，有几个人有自己的房子？即使是发达国家的年轻人，也没有那么高的比例在婚前买房。如果说高房价毁了八零后的青春，那也是自找的。
不靠谱的怀旧和悲观主义
在焦虑和不安中，青年人变得暮气沉沉。就像《人民日报》说，似乎在一夜之间，八零后一代集体变“老”了。先是怀旧。他们唱着“老男孩”，感叹消逝在记忆里穿着海魂衫皮凉鞋的夏天，怀念看过的连环画，还有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再是叹老。一群在父母看来还是小孩的八零后，在比自己更小的小孩面前大叹“老了”，“心好累，感觉不会再爱了”。当人们怀旧，想回到过去的时候，那就表示他们对现状感到失望，对未来怀抱悲观。然而“怀旧”却未必是合理的，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过去从来不曾存在过什么黄金时代。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不焦虑，没有食品安全担忧，也没有住房压力，那是因为他们还在为满足生理需求挣扎，根本没有上升到追求安全需求和尊重需求的层次。就像《不靠谱的怀旧》这篇网文指出的那样，当年的酱瓜、榨菜里一样有亚硝酸盐；当年的果蔬一样沾着有机磷；当年早点铺的烹调油里一样有苯并芘。可是在炒菜的剩油都会被小心翼翼倒回油罐的当年，又有谁会在乎那些事呢？即便你在乎，你又有什么选择呢？你用什么来帮你咽下那一碗碗泡饭？你上哪儿去找无公害蔬菜水果？提醒早点铺的大妈换油？抱歉，大妈和排在你后面的顾客会一致劝你去精神病医院就诊。那住房呢？那时候人们连获得住房产权的机会都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蜗居”一词，却流行“螺蛳壳里做道场”这句话，筒子楼、石库门的邻里之间为了尺寸之地大动干戈是很寻常的事，而走廊里也往往堆满了杂物以宣示各自的地盘。难道真的有人愿意放弃今天多彩多样的选择和方便舒适的生活，回到过去的贫乏和逼仄？
过去并不值得怀恋，未来也大可不必悲观。马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一书里提醒我们，悲观主义一直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盛行于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偃旗息鼓过：20世纪60年代人们担心人口爆炸和全球饥荒会毁灭人类，70年代是资源枯竭，80年代是酸雨，90年代是瘟疫，21世纪初是全球变暖。但是这些恐慌（除了最后一个）全都来了又走了。现在的世界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食品供给、收入和人均寿命步步走高，疾病、儿童死亡率和暴力事件轮番下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确实变得更便宜了；继亚洲摆脱贫困之后，非洲也跟上了它的脚步；互联网、手机和集装箱运输前所未有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生活实际上越变越好，全球皆然，而我国目前变好的速度尤其独步全球。因此，青年人们大可以做一个乐观派，不要被各种暂时的压力消磨了自己的朝气和锐气。
焦虑未必是坏事，它首先表征了社会的进步，其次只要正确对待，它就是我们进步的动力。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谓：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青年人为个人计，为国家计，都应当以此自勉，不要气息奄奄，与鬼为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