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哲学学界曾发生一场关于Being译名的讨论,这场讨论虽然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却使我们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深入了一步,其实,影响还不止于此,它也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影响到中国哲学史的建设以及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开展。
关键词:是;存在;本体论
在西方学术中,哲学和其他学问有一种统领和被统领的关系。也就是说,西方哲学是一门普遍的知识,相对哲学而言,其他学问都是特殊领域的知识。哲学不仅提供了学科分类的原则,甚至还提供给其他学科一般的方法。对我们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西方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背景之一,熟悉西方哲学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实行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西方哲学还影响着中国哲学史的建设,曾经有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西方哲学是我们写作中国哲学史时不得不依傍的对象,事实上有人也是这样做的。无论如何,西方哲学在中国的问题是西学在中国的问题中的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问题。
作为西方人精神生活中的精华,西方哲学的精深奥义并不亚于佛学,对此我们应当有思想准备。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西方哲学的经典数量还很少,对已经翻译出来的经典也还是处于研读阶段。虽然如此,西方哲学影响中国人思想和生活的势头很盛,近来所谓国学的“兴起”,看上去倒像是它行将被淹没时的呼救。也正因为如此,只有对西方哲学准确、深入的理解才不至于像能在自家江河里游泳的人竟淹死在他人的池塘里那样。准确理解西方哲学是一件艰苦仔细的工作,作为一个例子,我想重新提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哲学界围绕Being的汉译问题展开的一场讨论,说明对西方哲学的深入理解是怎样从一些看似细节的问题入手的,而一旦获得新的理解,又将怎样产生广泛的影响。
关于Being译名的讨论
关于Being的翻译问题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场讨论延续了十几年,2002年,清华大学宋继杰先生将有关文章汇编成上下两册,居然有一百万字之多①
。围绕一个概念的翻译有这样一场讨论,这在我国的西方哲学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实上,论集出版以后,还不断有讨论文章发表。讨论的焦点是,Being这个哲学术语究竟译为“存在”、“有”,还是译成“是”为妥?在我国过去流行的译名是“存在”,间也有译成“有”的。只有陈康先生译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吴寿彭译亚利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时,用了“是”。“是”这个译名很不好理解,写在句子中也不合文法。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对西方哲学视野的拓展,先是在有关海德格尔哲学的解读中,后来又进一步扩大到理解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一些学者试用了“是”这个译名。有的还把这个译名贯彻到一些重要的哲学命题的诠释中,例如,贝克莱所谓“存在就是被感知”,变成了“是(什么)就是被感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存)在”变成了“我思故我是”,与原来翻译的意思产生了很大的距离。两位前辈汪子嵩和王太庆先生的加入尤其令人注目(注:汪子嵩、王太庆:《关于“存在”和“是”》,《复旦学报》2009年第1期。)),据我了解,汪子嵩先生曾经不主张“是”这个译名,2000年他和王太庆联名发表了三万字的长文《关于“存在”和“是”》,明确主张亚里士多德和巴门尼德哲学中的Being当译成“是”。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主张“是”这个译名,主张和因循习惯而使用着原译名“存在”的人恐怕还占多数。虽然不可能有谁对这场讨论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但是,通过论证和相互辩驳,这场讨论着实帮助中国西方哲学界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有了深入的发展。
讨论中凸现出一系列问题。首先是西方哲学的表述与其语言中系词的运用有密切的关系。这里不是指西方哲学内部围绕系词与命题和形而上学的关系的讨论,而是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除了前面提到的陈康先生,张东荪可能是其中最早的一个,他在1940年前后就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指出系词to be及其相关的动名词Being在西方哲学中的作用。他认为,因为中国“文言”中没有系词,这影响了中国哲学在逻辑方面的发展,也难以形成相应的“本体”观念(注:张东荪:《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尤其是其中第二编“从文化而说到知识(关于知识的制限)”以及该书附录二“从中国语言构造上看中国哲学”、附录三“思想语言与文化”,对语言与哲学的关系以及中西哲学的差异有深入论述,其中特别强调了西方哲学中系词being的意义以及中国古代哲学没有系词而导致的哲学形态的相关特征。))。西方人虽然早就注意到语言形式对思想方式的影响(注:霍布斯是较早意识到语言中系词“是”与哲学形态相关的西方哲学家,据胡适引他的一段话称,“但是有些民族,或者说肯定有些民族没有和我们的动词‘is’相当的词。但他们只用一个名词放在另一个名词后面来构成命题,比如不说‘人是一种有生命的动物’,而说‘人,一种有生命的动物’;它们在哲学中是这样恰当、有用,就好像它们是用动词‘is’联结了一样”。胡适引这段话是想说明,西方命题一定要用系词,也产生很多含混,中文里命题的系词是“被省略的”,因而“在西方逻辑中围绕系词发生出来的一切神秘的晕就这样被消除了”。(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这里,霍布斯和胡适都只是从逻辑方面谈系词和命题形式的联系。)),但是引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则相对稍晚。其中突出的是法国人谢和耐(Jacques Gernet)(注:[法]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和英国人葛瑞汉(A.C.Graham)(注:[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他们都指出西方哲学中由系词做成的这个概念很难译成中文。他们的观点传入中国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了。而中国的西方哲学界的这次讨论在声势上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仅收入《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论文就有近50篇,作者20余位。
这次讨论揭示了Being这个哲学概念的多种意义。它有“存在”的意思,但决不限于“存在”,还有“本质”、“真理”、“一”、“善”、“形成”、“生命”等意思;甚至,一方面它可以用来代表“上帝”,另一方面,也可以指称一切被称道的东西,即一切被认为“是的”东西,这时,一般写作小写字母开头的being。有论者指出了这个词在西方哲学逻辑方法中的作用,也有论者从语法学的角度对西方语言中词形的变换与词性变化的对应性方面解说Being在不同上下文中的意义,还有的对这个词在印欧语系中的词源作了深入的追溯。这些讨论大大开阔了视野,使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特征有了深入的理解,其中最关键的一点,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把Being作为ontology最高范畴的那种意义。
从Being到ontology
Being有一种意义尤其值得关注,即,它作为哲学原理体系中最高、最普遍的范畴。这个意义之所以值得特别关注,是因为西方哲学中有一个以它为最高范畴的学说ontology,称为第一哲学或纯粹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虽然不是每一位哲学家都对这种形式的哲学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是从事实看,主张这种哲学的流派是西方哲学的主流。一部西方哲学史可以说就是在建设和质疑这种理论中展开的。当现代西方对传统哲学进行反思的时候,他们主要的任务也是批判和解构这种理论。这种理论最完善、最典型的表达就是黑格尔的《逻辑学》,我们讨论Being的译名时决不能忽略黑格尔对这个概念的用法。黑格尔是这样说的,“Being,纯粹的Being,——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注:[德]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69页。杨译being为“有”,本文出于讨论需要,保留being。凡引该书皆循此。))。用我们的话来说,“规定”(determination)就是“意义”,不过这种意义获取的途径比较特别。我们通常是从一个词或概念所指的对象来理解这个词或概念的意义,从这个方面说,我们是把词或概念当作“名”使用的,与“名”相对的是“实”即对象,名实相宜,义在其中。但是,黑格尔《逻辑学》中全部范畴的意义却不是从其所指的对象方面得到的,范畴根本就不指示任何经验的对象。范畴的意义是从它们相互关系中得到规定的,所以范畴的意义叫作“规定性”。单独一个范畴不可能成立,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孤立的字母a、b、c没有意义,但是当它们在一种关系中,如a2+b2=c2中,它们就获得了意义。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全部范畴都是依照这种方式得到规定的,例如,“质”是在与“量”的关系中得到规定的,“本质”是在与“存在”的关系中得到规定的,等等。而作为全部逻辑体系开端的范畴Being,其本身是不能作为任何特定的规定出现的。黑格尔说:“哲学既然是哲学的开端,从那里,便可以说根本不能对开端采用任何更详密的规定或肯定的内容。因为哲学这里只是在开端中,在那里,事情本身还不存在,只是一句空话或是任何一个假定的、未经论证的观念。”(注: ③ (注:[德]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58页。))我们知道,在黑格尔这里,逻辑与认识是一致的,从认识的角度说,Being 作为认识的开端是纯思,“只要纯粹的Being被当作是纯知的内容,那么,纯知便须从它的内容退出来,听凭内容自己保持自己,不去作进一步的规定” ③。这是说,如果把Being也当作是思想的开端,那么在这里思想作为纯粹的思想,是没有内容的思想。有了以上的了解作为背景,再来谈译名问题。贺麟先生译黑格尔《小逻辑》中的Being为“存在”,而把existence另译为“实存”,以避免撞车;杨一之先生译黑格尔《逻辑学》,把Being译成“有”。我还是主张“是”这个译名。对这个译名,我听到最多的一种反映是说,不如“存在”、“有”在汉语里容易理解。那么,请考虑一下,当人们认为好理解的时候必定是有些什么被理解了,可是,任何的有所理解恰恰都不是黑格尔逻辑学开端的那个范畴Being所含有的意思。因为,凡被理解的东西都可以表达为一个“是什么”,即“所是”,那么,“是”本身恰恰不是任何“是什么”,用陈康先生的话说,“是”是“尚未分化”为“所是”的。单举一个“是”字,却不涉及“什么”,这接近黑格尔逻辑学开端那个范畴Being所要求的,即它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性。从概念相互关系中思考它们的规定性,而不是从概念所指的对象方面思考它们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纯粹概念的思想。
一个词在不同的上下文里根据不同的用法有不同的意义,这种情况在英语和汉语中是一样的。然而,把概念作为逻辑规定性的范畴这种用法,我以为在汉文化的传统中是没有的。先秦时,虽然出现过关于名实关系的讨论,主张名实相符、名当符实,但后来的历史上好像也没有见到相反的主张,更没有发展出脱离实际、纯粹概念推论形式的理论。那种形式的理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西方所谓的纯粹哲学却正是那种形式的哲学。这种理论有一个名称叫做ontology,即关于“Being”(on,希腊文,相当于英文的being)的理论。过去流行的译名是“本体论”,现在根据对Being的不同理解,还相继出现了“存在论”和“是论”的翻译方式。
不论取什么译名,关键在于了解这种理论究竟讲些什么,它的形式特征和作用是什么。Ontology不是直接关于世界的知识,如果人们把“本体”理解为与作用相对的东西,或者把“存在”理解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去除了各种各异的性质而留下的剩余物,那么,ontology不是那样的理论。从肯定的方面说,它是第一哲学,是为一切知识提供原理的知识。Ontology作为原理,能说明其他知识,但不能被其他知识所说明。这也意味着ontology不能从经验的概括中得到。18世纪时德国人沃尔夫为之作的“定义”(注:这个已经被引用过多次的定义说,“ontology,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being以及being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尹国、现象等范畴”。转引自Hegel, Lecture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3,London,p.353。)),其实只是对它的形式特征的描述,他肯定了ontology是一个范畴体系,这个体系是从Being范畴中“产生”即逻辑地推论出来的。黑格尔的逻辑学是这个范畴体系的完整表达,并且黑格尔把这个范畴体系称为绝对理念体系。它是纯粹的哲学原理,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是从中展开出来的。
不断听到反映,上述ontology界定太窄,有些学者并不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的确,我们可以见到对ontology这个词的各种不同使用,例如“社会存在本体论”、“本体论的承诺”,等等。表达各种学术观点是人们的自由,更不要说如何使用一个术语了。但是,当我们谈论西方哲学的历史,尤其是涉及理解西方传统哲学主流,理解现代西方对于传统哲学的批判时,我们是否应当按照历史上的ontology去理解它呢?况且,种种事实表明,即使在西方,对于一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说,理解ontology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说中国文化背景原来并不提供那样一种形式的哲学和与之相关的思想方式。陈康先生在把Being翻译成“是”的时候就说,这还给读者一个机会去练习一种新的思想方式。以范畴体系形式出现的ontology对我们来说是需要通过思想训练才能把握的。Being这个词在其他文本中尽可能有不同的译名,但是在作为ontology的最高范畴时,我主张将其译成“是”,并且将ontology译成“是论”。
由Being的翻译进而释读ontology,促进了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例如,我们常说,西方哲学的逻辑性质和认识论比较发达,在ontology中我们看到,逻辑是为了演绎理念或纯粹概念结合而发展出来的方法。同样,认识论问题主要也是针对ontology的问题才产生的。例如,休谟质疑的是先天性质的因果观,而不是经验中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如果以为休谟居然相信太阳晒在石头上不是石头变暖的原因,那么,世间的人们就可以对自己的一切行为不负责;休谟只是不相信从可经验的事实的因果关系中能够提升出普遍的因果观念,即那些只是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得到规定的概念或范畴。休谟对先天因果观提出质疑,他当然很清楚那种因果观的先天性质,如果读者不了解那种先天因果观的性质,读休谟就困难了,而对于先天因果观的把握,就是对于ontology范畴的把握。同样,如果以为康德讲的是一般的认知何以可能的问题,也难以进入康德哲学的殿堂,他要问的是普遍必然的知识(即数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这才使康德能够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作为事实,分析得出人类具备以具有逻辑特征的范畴为标志的、不是来自经验的认知能力。对于这种范畴的理解,ontology提供必要的思想训练的背景。此外,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哲学的批判,他们的表述对于我们来说往往显得有点奇怪,例如,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恢复知识这个词的原来意义,反对普遍主义,这些也只有放在以ontology为核心的西方传统哲学那种思想方式的背景下才显出它的意义。我们可以超出范畴体系的意义使用ontology这个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一部西方哲学史主要就是围绕着上述意义的ontology及其生发出来的问题而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ontology问题
对Being和ontology理解的进步,也影响了我们对西方哲学之外的一些重要领域的理解。这里主要提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建设以及相关问题的理解。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对Being和ontology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占据西方传统哲学主流、或至少是作为争论中心的ontology是纯粹概念的思辨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于这种思辨哲学的批判,并在批判的同时提出了唯物史观。理解了这个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有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不仅没有意识到ontology就是那种思辨哲学,反而杜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概念。一些中国哲学的专家了解了ontology之为何物后,声明他们讲的中国哲学史上的“本体论”不是西方的ontology,而是关于“体用”的学说,如果“本体论”这个词最初是来自对ontology的翻译,那么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本体论”这个词还有不同于ontology的意义吗?在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正面使用过“本体论”这个词的情况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唯物本体论”还是“实践本体论”展开了争论。这种情况的出现最初是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的不满,试图从深处挖掘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要显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的根据,而“本体论”这个词想必就是当作最终理论依据来理解了。然而,诉诸“本体论”并不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反而可能模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的界限。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在肯定的意义上用过ontology这个词,更没有用这个词来标榜自己的学说。
人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批判,甚至也知道对黑格尔的批判不只是限于某些观点,也是对纯粹思辨哲学、对历史上从事哲学活动方式的批判,包括对本体论的批判。但是,一部分同志却没有把纯粹思辨哲学和本体论联系在一起,仍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找到一种可以称为本体论的东西。他们觉得一种伟大的理论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本体论呢?缺少了本体论,它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是什么呢?这样的问题透露出人们还是把哲学看作是从某种前提出发而作的推论。用这种方法看问题,就把他们认为可以当作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个论点当作是本体论性质的,甚至唯物史观也被说成是“实践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的一切观念、思想、理论都是从生活实际中产生出来的,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但还有复杂的一面: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作为实践活动的生活不是盲目的,而总是有目的的,因而总是伴随着一定的观念、思想和理论,换句话说,是有理论指导的,这该怎么看?对此,我的体会是,这些观念、思想和理论是前人对他们成功生活的总结,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有借鉴作用的,然而,生活的环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尤其当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过去没有的新情况,就更要注意从实际过程中去发展和形成新的观念、思想和理论。而之所以要这样做,只是为了人类自身得到生存和繁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了一切理论的根据,这个根据不是任何一种理论,而是实际生活。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总是以理论的形式出现,从事哲学活动就是进行思想训练。但是,马克思对此提出了挑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还是解释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传统哲学的区别。马克思的一生实践了改造世界的哲学活动。无论从马克思的著作还是革命实践活动方面看,他都要求我们要看重生活实际。《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 ② (注:[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515页。))又提出要“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哲学家们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
②。 然而,当人们用“本体论”,哪怕是“实践本体论”来称呼马克思的学说时,突出的是理论,就好比以指指月时,不是顺着指看月,而只顾看指了。围绕着“指”种种争论遂纷至沓来,关注“月”才是目的所在。所以,有时候制止围绕“指”的争论,目的在于回到实际。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种种盲目照搬西方的做法,也反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鼓励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积极创新。这已经为中国的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我们奉行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应变,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是真正的、也是聪明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学术上廓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ontology的区别,则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Ontology击碎了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依傍
对于西方哲学的深入研究,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自从20世纪初国人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史以来,西方哲学一直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影响。早在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大纲》时,蔡元培先生为之作序说,写中国哲学史不能不“依傍”西方哲学。对这个观点世人向来无疑义。的确,中国原来没有以哲学为名称的这门学术,连“哲学”这个词都是为翻译而创造的,开始时“依傍”西方哲学也在情理之中。然而,随着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通过对Being范畴和ontology的深入了解,中国哲学能否依傍着西方哲学来写就成了问题。例如,有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在梳理中国哲学家学说时,总是尽可能把本体论作为第一条,然后是其他分支的学说。还有的教材照黑格尔的观点把一部中国哲学史写成认识范畴逻辑发展的历史。这样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与我们读原著时的感受距离很远,让人有削足适履之感。中国古代有自己的学术,它们是生活所涉及的各方面经验的总结,提倡身心修养,“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目的在于得道成圣(至少书上是这样说的)。当写成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就把原来直白地告诉我们的各种道理纳入本体论、伦理学等框架作解释。这种归类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原来重点突出的主题,另外,那些不能纳入框架而被删除的内容是没有意义的吗,为什么要把中国哲学史提炼成概念的逻辑发展过程,难道原来的叙述不够明白?做这样的提炼所关注的是思想的内容还是思想的形式?当然,传统学问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那么,就要考虑,为什么要将中国传统学问现代化,怎样做才能达到中国传统学问的现代化,依傍西方哲学写中国哲学史是中国传统学问现代化的途径吗?
事实上,在要不要依傍西方哲学之前,还有一个能不能依傍的问题。西方传统哲学以ontology为第一哲学,为纯粹哲学,甚至当作是哲学的灵魂即他们所谓哲学之为哲学的最高标志,它是古希腊以来长期发展的结果,其中有他们语言、文化的背景,也有他们独特的思想方式,归根结底,它是西方人的生存方式。从希腊人寻找事物的真正所是,西方哲学开始了对事物本质的追求,逐渐发展出一套只能以纯粹概念表达的“真理”,并且围绕着这个主题而展开出直至当代还在继续的种种争论。例如,如何克服形而上学、逻辑的实质、认识真理何以可能及其与语言表达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涉及,就是现在对我们也是生疏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根本没有ontology这种形式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没有形成ontology所需要的那种与实际隔离的概念,即所谓“‘红’不红”(冯友兰先生语)的理论思维的概念。
现在,人们对中西哲学的差异看得更清楚了,归结起来说,在哲学的目标上,西方传统哲学追求普遍知识、普遍真理;中国传统哲学则是为了成为圣贤,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成为一个生命的自觉者。在从事哲学的活动方式方面,西方哲学工于概念的思想,中国哲学则归于身心修养,由此而形成中西哲学各自内部的种种议题,以及这两种哲学在形态上的明显差异。总之,中国传统哲学中本不存在ontology这种形态的学说。
深入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
上述结论要是能够成立,不仅中国哲学史不能依傍西方哲学去写,而且还提出了更严峻的问题,如果哲学只有西方的范本,那么不是西方哲学的中国传统哲学还是哲学吗?一种消极的回答就是否认中国哲学之为哲学,另一种积极的回答则是在比较中重新思考哲学究竟是什么?
虽然关于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一向有人怀疑,然而开始于世纪之交的这一次讨论却不仅有雷声,还来了雨点。有一批文章围绕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展开了讨论,据一项调查,这个议题曾经登上2005年十大学术热点之一。2001年德里达访问中国时曾经使用“中国思想”一词取代“中国哲学”,这可能是造成这种声势的一个契机(注:2001年9月14日德里达问上海社科院,以“解构和本体论”为题作了报告。报告中他认为,解构主义就是要破除ontology,因而是普遍使用的方法。我在提问中指出,中国哲学中并不存在ontology,则何以体现解构主义为普遍的方法?他始答,如果中国哲学现在没有ontology,将来也会有ontology。我表示不能同意这样的意见,因为ontology的产生与西方语言的特征以及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开创的一种特别的思想方式有关。他表示,他同意ontology与西方语言特征的联系,但是他坚持,解构主义的普遍意义在于要打破一切思想上既定的框框。(该报告的纪要最初发表在《社会科学报》,后来两次登载于《世界哲学》(2002第2期,2005第2期)。))。不过,国人开始从理论上承认中国哲学不是西方那种形态的哲学,这一点应当是决定性的。到了这种时候,我们当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西方哲学界关于Being的翻译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开始发酵了。但是,认识到中国哲学不是西方哲学那种形态的哲学,这并不必然引导到怀疑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只有那些坚持西方哲学为哲学唯一标准的人才可能产生这种担忧。
敢于在西方哲学面前问,哲学究竟是什么?这是要有一点气魄的。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意味着承认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意味着承认中国哲学的存在。如果说不同的哲学是各民族生存方式的表达和总结,那么这种气魄来自对自己民族历史上传承下来、历经变革而又生生不息的生存方式的信心。试想一下,并非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民族都能存活至今,而中华民族则虽历经磨难而“其命维新”,包括在新的历史时期能适时应变,中华民族的哲学实在是值得总结和发扬的。从学术上总结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哲学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国学(这并不排斥有一部分学者为了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而作的专门研究),这是因为生存环境在变化,我们面临着前人所没有遇到过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情况是,我们与世界各民族的相处几乎是没有空间距离的,大家都在对各自发生的事情相互发表评论。这就迫使我们不仅要自己讲、讲自己,也要讲给别人听,为的是取得相互的沟通和理解。也要超越所谓胡话汉说和汉话胡说,尽管这是初步接触时囿于语言等障碍而难免的情况。面对当前的情况、与世人开展交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需要现代化的理由之一。
鉴于以上理由,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必定是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实现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应当是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不过我想指出,这种比较研究应当是实事求是的比较,这指的是,比较研究也要避免对西方哲学的依傍。由于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已经有好几代人了,其基本的哲学观念和框架已经广为人知,它的许多哲学术语甚至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话语中,所以在比较中也很容易不知不觉就依傍了西方哲学。例如,针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疑问,有意见认为,可以把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看成是两种特殊的哲学,他们都是属于普遍的哲学。初看之下,以这种方法比较中西哲学很公允,然而,区分特殊和普遍,这已经是西方哲学的方法了。西方传统哲学对于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有两千多年的讨论,最普遍的知识应当是不受经验局限的知识,因而也是必然的知识,从形式上说,这种知识是受逻辑驱动的知识。他们的传统哲学就曾经被标榜为从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最普遍的知识,其典型就是黑格尔逻辑学表述的东西。在所谓普遍知识的框架内,难道还能超出黑格尔的逻辑学吗?这样的比较除了把中国哲学向西方哲学方面靠拢,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再如,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人们以为最深的追求就是对本质的追求,于是,也试图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种种关于本质的说法来与西方哲学作比较,比如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可是,仔细想想,中国传统哲学何曾有本质这个观念呢?定义是所谓表达本质的,可是,连孔子的核心思想“仁”都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义,两千余年的中国人并没有就这个原因而质疑他的主张。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是不明晰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中国认为亲亲关系很重要,在亲属关系方面的词汇就分得很细,这一点,西方人倒是很模糊的。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作中西哲学的比较,就会像黑格尔那样,把中国哲学看成是形态上落后的、意识还没有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哲学,这样的比较不是实事求是的比较。就现状来看,在比较中要注意的是,当我们使用着哲学的词汇说话时,首先考察一下这个词汇是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呢,还是从西方传入的?如果原本中国哲学并没有这个词汇,那么类似的现实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些地方往往是比较哲学最容易发现问题的地方。例如,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本质观念,那么,中国古代的人们在谈论问题时如何取信于人?他们的依据是什么?从哲学上讲,讨论一切问题的开端、它们的总依据是什么?那么,中国哲学就不是从五行说为开端了,那是比照着希腊人追问万物始基的说法,而要追溯到太极、无极,这方面的观念的哲学意义就是大有讲究的,即使太极也不能作始基看,这二者的区别中蕴含着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的区别。
中国哲学不是西方那种形态的哲学,这才提供了比较的机缘。而西方目前对于传统哲学的反思,也反映了西方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哲学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像黑格尔那样蛮横地评价中国哲学的情况应该不会再有了,这也有利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开展。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今后的哲学将在比较中得到发展。但是这不可能导致一种统一的所谓世界哲学,因为人们总是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传统中,传统中包含着他们成功生存的历史经验以及这种经验的表达方式,如果人们的生存毕竟离不开参照历史经验,那么,哲学的发展也总是在传统哲学基础上的发展。这方面,佛教的传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玄状的法相宗虽然很忠实于佛学原典,但是最终在中国有活力的却是禅宗,那是糅进了儒学的佛学。
(责任编辑:周小玲)
点评意见:该文从检讨Being的中文译名入手,描述了对Ontology问题的不同理解,强调指出了这种理解是准确把握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前提。本文问题意识深刻、描述全面、视野开阔、立论精辟。与时下泛泛之作不同,这种直指最高问题、体现了功力、凝聚着心血的文章值得好好研读。具体意见如下:
(1) 作者关于Being与Ontology两个术语的原意与译名的讨论大体是准确的。但最好对其源流演变的关键地方略作补充。例如“ontology,即关于‘Being’(on,希腊文,相当于英文的being)的理论”的说法即有值得推敲之处。Ontology来自to on 的复数onta,是以旧译也有“万有论”的说法。另外与to on 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ousia概念尤当专门讨论。
(2) 作者将马克思哲学纳入视野,尤其值得推许。其结论完全可以成立。但彻底的研究也许要深入词句背后,追问马克思哲学是否以及如何转换回应传统的Being问题。
(3) 关于“存在”与“是”的译名之争,是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老问题。其所蕴最深之处并非翻译,而是为何西语以系词去指称中文用“有”带出的问题。中文思想为何不重视系词,也许这一差异才是所谓“比较”的合适切入点(可以参见拙文《是与易》)。
(4) 作者毅然提出,既然中国哲学中无所谓Ontology,那么它就不必亦不能“依傍”西方哲学,此诚为至论。但也许更彻底的气魄在于思考,既然没有Ontology,那么“中国哲学”之说在根本上是否成立。如不成立,那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思想”?与“哲学”是何关系?
点评专家:丁耘,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