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深受古典混合政体理论、现代精英理论和韦伯领袖民主理论的影响，同时立足西方政治实践，将民主重新解读为领导者的“竞争性选举”，从而实现精英政治与民主制度紧密结合。从理论层面，熊彼特分别对之前的民主和精英理论做出了批判和修正，并提出了四个民主成功的条件;从政治实践层面，解决了传统精英理论无法解决的代表性问题。因而它得到了许多西方政治学家的认同。但必须指出，精英民主的实质是一套固定的制度安排，它抹杀了民主实践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结合自身的特点，坚持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实现对资本主义民主竞争性选举的超越。
关键词：熊彼特;精英民主;民主理论;民主政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4-0019-07
作者简介：邓翔予（1995-），女，陕西宝鸡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硕士，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制度;傅正（1986-），男，浙江衢州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史、史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古往今来，许多政治思想家对民主问题都有深入的探究，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流派。雅典的直接民主是西方最早的民主实践，其特点是自由公民都可以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管理，“民主”一词也正是从那时起产生。熊彼特全面批判了古典民主理论，并继承早期精英主义理论，同时受到韦伯官僚制的影响，最终提出他著名的竞争式精英民主理论。
一、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产生背景及理论渊源
1883年，熊彼特出身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织布厂主家庭，家境殷实。母亲为了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将他送到奥匈帝国最好的维也纳大学进行学习。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奥匈帝国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每况愈下，尤其是与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基于对奥匈帝国的无比忠诚，以及这个国家带给熊彼特贵族的殊荣，虽然他很清楚工业文明的脚步势不可挡，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势在必行，但同时又不能放弃维护传统的政治秩序、巩固帝国政治体制，这种情形下其竞争式精英民主理论逐步产生了。
（一）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大国纷纷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斯便把1870年视为这个转变的起始年份，并把其后二十年时间视为帝国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如他所说：“虽然为了便利起见，把1870年当作有意识的帝国主义政策开始的一年，但显然这一运动直到八十年代中间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领土的大量增加，以及大规模分割的办法使我们分到广阔的非洲土地，大致都是从1884年开始的。”[1]15-16
如果我们不仅仅把1870年单纯地视为一个年份、一个时间点，而把其视作为一个时间段，那么就不难发现，这个时间段包含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事件。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美国废除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1867年英国议会改革，小资产阶级和上层工人获得选举权;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西欧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为一个月。更重要的是，1871年，德国统一，这彻底打破了欧洲的传统平衡格局。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既是帝国主义事业产生的理由，又经由帝国主义事业而不断强化。这正如霍布森所说：“参加这种事业的并不仅仅是英国。成为近代帝国主义主要特征的敌对帝国之间的竞争，是同一时期的产物。”[1]16
为了满足新时期的竞争需要，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打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传统鸿沟，全方位扩张政府职能，以便尽可能地汲取社会资源，增进国家实力。这一现象造成了看似悖谬的两方面结果。一方面，汲取社会资源需要有效的社会管理，需要高度职业化、技术化的官僚团队，需要由他们制定并实施整体性的社会工程方案。另一方面，汲取社会资源同样需要提高国民素质，但经过文化启蒙的群众却往往会提出进一步参与政治的诉求。一边是专家治国，一边是民主运动，如何协调现代化造成的这对矛盾？无疑，它构成了熊彼特变革民主理论的基本问题意识。
（二）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思想来源
公允地说，精英民主并不是凭空而来，它有深厚的西方政治学传统根基。熊彼特乃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集前人之所长，加以创造性发挥，才成为了精英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古典政治哲学时期的“精英理论”。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提出“贤人治国”“哲学王”思想，此处的“贤人”“哲学王”就如同今天所指的“精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的“真正的航海家”是具有专业知识并精通和实践这一技能的“少数人”，作为大众的“水手”在处理事务时往往不能冷静地做出政治判断，由此他提出将君主制与民主制相结合的体制。亚里士多德也反对纯民主政体，他所向往的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政體，其实也是为了缓和与“大多数者”之间的冲突。此后的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的共性”是自私自利、懒惰、充满怀疑，并且如果不受到必要的限制，就不能做任何事情，要靠“混合政府”来治理国家[2]。J.S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指出，“历史上能够在管理国家事务中一直保持高超智力和强大体魄的政府当属贵族制。多数意志是存在明显弊端的，民众并不能完全享有精神自由和个性发展。只有那些个性鲜明，拥有完美智慧的少数天才人物才享有对自由完全占有的权利。”[3]虽然这个时期并没有明确定义“精英民主”，但精英的身影已遍布国家决策领域，并且在某种意向上注重精英与民主的结合，精英民主观正是从中逐渐诞生的。
二是现代精英理论。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一股新的精英民主思潮在西方掀起。不同于中世纪或近代早期的传统精英主张，这种现代精英理论不再强调高贵的血统和身份，而强调实用的干才与技能。不同于18世纪的精英主张，它对于政治才干的要求不再基于直觉和天赋，而是周密地理智计算和坚决地服从安排。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莫斯卡、米歇尔斯和帕累托。莫斯卡所谓的精英就是“统治阶级”或“政治阶级”，权威流向分为任命与选举两个渠道，而选举不是选民选择他们的代表，而是“代表让选民使他们当选”。米歇尔斯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认为任何政党中都存在着一种非民主的倾向，最终掌权的只是少数寡头，民众文化水平不足、认识欠缺、无组织、政治上盲从，而天赋异禀的政治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统治者[4]。帕累托提出“精英循环理论”，他认为政治社会就是新旧精英不断循环的过程，精英内部可以流动，精英与大众之间也可以流动，但总之，“除了偶尔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5]。与古典王制理论或混合政体理论相比，现代精英理论充分反映了韦伯所谓的“合理化社会”要求。正是后者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提供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