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黄仁宇，美籍华人、明史专家。近年其明史史观和研究方法倍受关注，为史界的另类。主因在于他的明史研究深受西方汉学界、新史学派、年鉴学派、全球史观等欧美史学的影响。
[关键词]黄仁宇；学术渊源；欧美史学
从黄（仁宇明史研究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其学术渊源颇多。特殊的人生轨迹、曲折的学术历程，均离不开欧美史学，这里对此作一探讨。
西方汉学界的影响
主要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对黄仁宇明史研究的熏陶。作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的费正清，长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他认为：进行研究中国史既要充分利用西方史料，又要依靠中国本土资源，考察中国，体会经历。黄仁宇受费正清的帮助很大，他曾说：“若没有哈佛学派的‘费公’，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发展出一套连贯的中国历史主题，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史（1）”。李约瑟是英国汉学家，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擅长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有28卷册，突出了中华传统科技的内涵。李约瑟对科技史的研究主要来自个人兴趣（其夫人鲁桂珍坦言：“李约瑟不是正规史家，也没有真正学过科技史，只是在实验之余，涉猎而已”）。此种说法虽有悖事实，但和黄仁宇还是有着共性：都是汉学家，明清为主攻方向，均为半路出家。黄仁宇在英国参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时，结交了李约瑟。当时英国的《观察家》周刊还以李约瑟、鲁桂珍、黄仁宇三人的照片作为封面。李约瑟对黄仁宇的影响主要是他注重综合归纳的研究方法以及求史实之态度。黄仁宇曾感慨：“我对李约瑟相当敬佩，他的全面历史与我的大历史相似，而他搜集材料的丰富使我的轻率简陋自愧不如（2）”。史景迁，美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的视角独特，多用“讲故事”的手法，倍受读者青睐。美国时期，黄仁宇和史景迁有过学术交往，他赞赏史景迁作品的写作风格。在《万》中，黄仁宇说：“在中国历史领域，只有史景迁曾以这种风格写过（3）”。2007年史景迁在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感慨：“我很欣赏黄仁宇教授的作品，觉得他的方法较坦率。我和黄教授有过交流，特别是他作品中的多点透视的方法、通过多个人物的故事展现时间原貌的思路，更使我们意气相投（4）”。20世纪70年代是黄仁宇的史观形成阶段。英美的汉学家经常往来于剑桥学派和哈佛学派之间，对当时黄仁宇的明史研究产生影响。有人说：“黄仁宇治学于哈佛学派与剑桥学派之间。”就很有道理（5）
以鲁滨逊（Robinson）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的影响
鲁滨逊，美国“新史学派”的奠基人。长期活跃于当时美国的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新学院大学等。此派以哥伦比亚大学为阵地，以鲁滨逊为核心，还包括其学生、同事，如：比尔德、巴恩斯、肖特维尔、贝克尔等。新史学派的代表作有：鲁滨逊的《新史学》、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巴恩斯的《历史著作史》、肖特维尔的《史学史》等。此派认为历史研究要用综合的方法分析和解释事实；强调历史研究只有通过改进旧方法，搜集吸纳新史料才能前进；研究的归宿在于了解过去、现在和预测将来，造福人类。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黄仁宇深受其影响：《万》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背景，即未于世界冲突的侧面形态，通过展现，可给中国留下一个翻天覆地、彻底改造的机缘（6）；并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西方的了解（7）；他强调：本人既希望中西方要经常联系，也希望把中国历史写好（8）。再有，《万》的写作目的、重综合分析、叙事方式、对万历、张居正等人物的形象和情感的刻画都能说明此点。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漕运》，也能体现新史学思想：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审视历史，就会发现许多奇怪的东西，将来若有更多的史料可以利用，那些被遗漏的线索自然会呈现在学术研究之中（9）。
以布洛赫（Bloch）、布罗代尔（Braudel）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
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家布罗代尔是该派的集大成者。其史学大作《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发展了布洛赫的“整体史”观并提出时间的“三段论”。在历史研究上把历史分为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认为：短时段是表面的、有欺騙性，中时段是一种社会时间、有局部性，而长时段是一种地质学概念，以百年为起点、能在较长时间内起作用。且随着时空的统一，历史就成了特定的一个坐标、一部整体史。这种整体史观是一种新的史观和研究方法，利于史学的多元化。其长时段理论也开创了史学研究的多样性，既拓宽了视野，又利于发现历史。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和长时段理论在《万》有较多的体现：“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长时间才能通过。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应将历史的基点后推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10）”；“以中国历史一百年或二百年的立场作基点，不能和世界历史衔合。假使把中西历史后推三五百年，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才能将彻底改造社会（11）”；“我所谈的大历史，尽管已3000多年，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仍不过其中的一个小段落，历史的进程是在人类的道德理想和宇宙现实之间沿着弧线而展开的（12）。”《大历史》中：“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范围放宽、历史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13）”；我这里的史观是大历史观，即进行中国历史的研究要将宏观及宽视野引进去（14）”。这些无疑受益于长时段理论和整体史观。黄仁宇对资本主义的探究也深受布罗代尔的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最有贡献的学者无疑是布罗代尔（15）。”他不但认为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以“一个现今的名词去囊括相当长时间的历史产物（16）”；而且又发挥了布罗代尔没有充分利用的东西：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最重大意义是每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时的动态，即经过某种突破，情势不可逆转。
以汤因比（Arnod Joseph Toynbee）、巴勒克拉夫（Barractbugh）、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为代表的“全球史”观的影响
“全球史”观产生在“二战”后，主要是针对“西欧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而言的。在史学研究中主张突破“西欧中心论”，认为民族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历史的社会形态更迭和社会因素在变迁中的作用都很重要，它构建了一种全球历史的框架。代表人物：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认为史学研究应超出国界，人类文明是相互接触和交融的，文明应相互借鉴，这是全球史观的雏形。巴勒克拉夫和斯塔夫里阿诺斯是全球史观的直接推动者。《当代史导论》和《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是巴勒克拉夫的大作，书中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一致性，史学研究的目标是树立起那种立足全球的观念，主张历史应走向世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记述上从人类的起源，下到20世纪70年代的多极世界，绵延数万年，一气呵成。内容涉及史料、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意识诸多领域。他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主张从全球角度考察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注重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历史运动之间的关联。黄仁宇受该派影响明显，他几乎所有的史著均有印迹：《万》虽说指1587年，但涉及广，范围大，从西方的新航路开辟到现代的英美日等国，从明初到现代之中国，短短270多页、19万字，实为全球性概括。特别是明代的中国与当时的欧美国家及日本在多方面的对比，更能体现。学者莫羽指出：“《大历史》事实上已进入世界史的范畴，成为全球史观下的中国史脉。在黄仁宇的笔下，中国史是与世界史密切相关的部分（17）。”；“《大历史》向中国史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史学应敞开大门，放眼世界，展示全球（18）。”
本文探讨的是黄仁宇明史研究的学术渊源。据此，我们能够较全面的领会欧美史学对其明史研究的作用。它无疑利于提倡多元化的史观和整体、宽视野的思维。这种中西相通之法，不但影响着史界，更助于当今世界诸多方面的联系与合作。
参考文献：
[1][3]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M].张逸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73-282.
[2]李约瑟在四川的日子[N].成都时报，2012年5月28日.
[4]史景迁；耶鲁大学的汉学奇才——文化大观园[EB/OL].凤凰网，2007-6-24.
[5]李席.“大历史”与“整体史”——黄仁宇学术思想的一个渊源问题[J].学术探索，2008，（03）.
[6][7][8][10][11][1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中华书局，1982年，（自序）P5-274.
[9]黄仁宇.明代的漕运[M].新星出版社，2005：232.
[13][14]黃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7：28-36.
[15][16]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M].北京三联书店，1997：108-126.
作者简介：陈学旺（1974-），男，安徽萧县人，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