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时代经历了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后即将迎来“再中心化”过程。在“去中心化”过程中，肩负网络信息传播引导与“把关人”角色的主流媒体失去了主导地位，使得我国舆情信息安全失去了有效控制，社会稳定受到较大影响。而网络媒体整合过程中的“再中心化”现象为主流媒体提供了一个重返信息传播主导地位的机会。因此，相关部门与主流媒体应该利用这一契机，克服各方面的挑战与困难，成为網络信息传播“中心”切实维护好国内的网络信息安全秩序，积极引导社会舆论监督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去中心化；再中心化；舆情信息安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互联网。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3951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50.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3.9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 10.1 个百分点。[1]同时，随着移动时代的到来，传统纸媒和门户网站转型加快、自媒体不断涌现，网络已经成为了社会公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公众获取和分享信息、传播兴趣内容、学习专业知识、建构舆论导向的重要平台。而另一方面，互联网及其相关产业的兴起也为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发展契机。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考察腾讯公司时就曾表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而且这个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 而在2016年4月19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中就曾经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这一切都推动我国互联网发展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
但是，在积极推动互联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存在于互联网信息传播领域的许多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个体扩散信息的能力极大地增强了，而传统媒体功能与信息引导能力却被大大削弱了，这便对国家对社会舆情的控制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一、互联网时代的 “去中心化”现象
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受传播学奠基人库尔特·卢因 “把关人”理论的影响很大。该理论认为，什么样的信息能够进入大众传播渠道，是由传媒组织传播者来决定的；大众传播被视为一种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活动，传媒与受众的关系模式主要是“传送者——接受者”。这种模式下，传统的媒体机构成为了舆论传播的中心。同时，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受众只能被动地在大众传媒为他们“设置”的有效“议程”中进行有限挑选，从而在源头上影响社会舆论状态[2]，进一步强化了大众传媒机构的中心地位。因为在前互联网时代，需要将信息传播给尽可能多的受众，需要调用的资源是十分巨大的。无论是大规模出版还是建立广播电视运作机构，普通个体或者小型机构绝对是负担不起的。因此，只有少部分媒体机构能够做到大规模的信息传播覆盖，而使其成为社会主要信息源，成为左右社会舆情的信息中心。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资金与技术手段已经不是阻碍信息广泛传播的关键因素了，互联网及社交媒体软件提供给所有社会行为体一个低成本的大众传播平台，因此依靠巨大基础设施投入而获得统治地位的传统媒体却因为缺乏立即适应互联网时代公众信息需求的能力，使得其信息传播中心的地位变得摇摇欲坠。在现实社会中就变现为媒体“去中心化”，这种现象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在互联网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源呈现出极高的分散化特征，信息处理的方式也将是分布式的。依靠传统行政体制或者媒体市场建立起来的信息传播“中心”机构的能力将被大大削弱，而在网络时代早期崛起的被设计为网络传播“中心”的大型门户网站也将在社交媒体的冲击下“去中心化”。社交媒体的繁荣和移动化将使得信息源极其丰富，数据资源也变得更加容易获取，任何机构或者个人难以再扮演“把关人”的角色。在此背景下，公共舆论的发起、传播和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回归到大众传媒兴起前自然集体选择的状态。
其次，公共舆论的传播方向发生转变。信息传播不再是单行道式的“传送与接收”模式，更多的表现为信息交换模式，不同的信息传播者互相影响对方的态度与观念。网络数据本身，由于具有体量的巨大性、来源的广泛性、产生的自发性等特点，难以再被“把关”，因此将显得更加的贴近公众的现实生活，更加容易获得公众的认可，而成为公共舆论的新基础。公共舆论将不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机构，或者一个政府能够依靠议题设置或者“把关人 ”这样的机制轻易主导。
最后，信息成为“自在之物”。互联网时代公共舆论将经历真正的去“中心化”，或者说网络数据本身将替代舆论中心，那些基于舆论源控制的传播理论将会逐步失去存在的基础，公共舆论的发端将变得更加客观化、多样化。无论是媒体、政府或者新兴的自媒体，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网络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已经成为自在之物，传统的舆论引导方式已经无法实现对社会信息传播内容进行有效的控制。
二、“去中心化”对中国舆情信息安全的挑战
信息安全包括：网络安全、信息保密、内容安全。网络安全是指网络的抗侵入、抗摧毁等能力；信息保密是信息的不可解读能力。而舆情信息安全是信息安全在政治、法律、道德层次上的要求。具体是指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内容在意识形态上是健康的，信息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信息内容符合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规范。当然广义的内容安全还包括信息内容保密、知识产权保护、信息隐藏和隐私保护等诸多方面的要求。[3]维护信息安全的一方面在技术上要对互联网信息进行审计监管，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合理的网络信息引导机制，保障信息源与舆论环境的健康。因此在互联网世界中，如何有效监督、管理、引导网络舆情信息成为了我国信息安全领域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