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学执政、文明执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原因，确立科学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是加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2-0003-02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就开始了致力于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没有可以借鉴的科学经验，走了不少弯路，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这些不适合中国实际国情的运动，严重阻碍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6年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本文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这一体制改革的攻坚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以期引起关注，共同探讨。
一、科学执政、文明执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执政者的科学执政、文明执政。我国执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制度，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行政高效、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民主法治、清正廉洁、奉公守法、与时俱进的执政队伍，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当前，某些行政人员的贪污腐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危机。毛泽东同志提出党的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及时果断地处理了张子善、刘青山等一批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极大地威慑了当时的行政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在出现苗头时就被遏制。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由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建设滞后于改革开放的进程，一些政府官员的道德价值被市场经济冲击，贪污腐败现象滋生。江泽民同志提出，用“三个代表”抓党的建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狠抓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但是仍然没有有效遏制贪污腐败，社会道德滑坡，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经济虽然在继续发展，但由于政治制度改革的进程始终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不上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某些行业畸形发展，个别行业或地方出现了行业寡头、金融寡头，这一问题不解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危险极大。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共产党要出问题只能出在内部。官员贪污腐败的金钱数从以十万、百万计，到后来的贪污腐败以亿计，犯案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多，官员的层级越来越高，有的贪污腐败甚至具有了集团黑社会性质。如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总计贪贿财物合计28亿元，原中山市长李启红，总计贪腐财富达26亿元。他们强取豪夺，垄断买卖和价格，大赚其利，其贪贿的钱，这一辈子，甚至后代几辈子都花不完，可以说，腐败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层级之高，已经超出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理性思维能够计算的程度。因此，能否长期有效防止、遏制、打击贪污腐败，是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能否实现现代化的核心问题[1]。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之所以出现上文所说的现象，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有关，其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中国封建传统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君主专制。在封建主义的统治下，提倡人治而非法治，鼓吹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凭个人爱好、兴趣和情感行事，专断独裁，既无民主法制的体制，更无民主科学的决策。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文化影响广泛深远的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国共产党历届领导者的预期。二是中国缺乏民主法制的文化传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高举了“民主”、“科学”的大旗，宣传西方的近代民主思想，但是没有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未能植根于人民的主体意识深处，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文化氛围，人民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价值观念。三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是中国改革的硬骨头，改得好会促进改革开放的发展，改不好，轻则阻碍改革开放的发展速度和质量，重则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失败，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就是很好的说明。因此，政治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其复杂性，要稳步健康推进，与其他体制改革保持一致，既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同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既要坚持党的领导，更要完善党的领导。
以上三个方面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体的民主法律意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它们客观地决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和影响，将是我们党的一个长期而重要的任务，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2]。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对策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科学的政治制度是基础，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保障，长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警钟。
（一）确立科学的政治制度
设计科学完善的政治制度，有利于从源头上杜绝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的发生。如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从华盛顿坐长途汽车去纽约，发现美国公交车设计制造的最高时速是80英里，司机想开快车都不可能，这就从设计上减少或杜绝了长途汽车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政治制度应该设计得像一架高效科学，能够自动化运转和调节，并且具有自我修复功能的完美机器一样，无论什么人当领导，无论国内外出现什么情况，都会朝着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方向、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运转。而我们当前政治体制的现实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一些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可以直接担任某些政府官员，而有的政府官员也可以直接去担任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这就是说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可以直接转换，或者说裁判和运动员可以互换。在这样的体制下，政治对经济的监管很难管用，而经济对政治的渗透和影响却十分有效，贪污腐败自然容易滋生。政治体制设计得不合理，而且不被大家共同遵守，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的体制性原因[3]。
（二）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
建立和不断完善监督约束政府各级官员的法律制度并认真落实到位，是实现我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法律保障。时时处处把政府的权利关在科学法律制度的笼子里，而笼子的钥匙应该由人民大众来掌握。因为，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国家，政府机关都永远存在着不断扩张权力的动机和欲望，而政府权力的扩张必然会压缩和侵犯公民合法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制定科学、合理、公平、严格的法律制度合理限制政府的权力。
首先，通过法律制度把政府官员的工作职业化、平民化。他们既不是人民的公仆，也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中的一分子，既不特殊，更无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官员是我们的理想追求，政府官员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最基本的底线要求。当然，政府官员也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永远不以侵犯其他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为前提。在国外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总统、市长与老百姓排队买票、等公交车的现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就更应该与老百姓一样排队买票、等公交车了。其次，通过法律制度，无条件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就必须公开或限制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工作，乃至部分生活情节的隐私权，保证整个国家机器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只有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才能将国家机器彻底暴露在人民群众监督的阳光下，而阳光下的内幕交易与罪恶鲜有发生。最后，通过法律制度，把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典化。法律要明确规定公民法定的基本权利，如生存权、发展权等，任何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组织不得以民主、集中、特权或其他的任何理由或方式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
（三）构建长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和政治优势，思想政治教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同样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而且要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制度，有内容、有形式，有实效，通过长效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互相学习，互相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完善和落实好政治制度，把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苗头及时清除，从纯洁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源头上保障国家政治体制健康高效运转。
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在治理官员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方面大刀阔斧，初见成效，全国人民对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满怀希望、充满信心，但打击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一定要与建立、完善政治、法律制度结合起来，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完善结合起来，只有铲除产生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的根源和条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官僚主义问题，才能真正建立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环境，才能保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长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徐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壮丽篇章——十八大以来民主政治建设述评[N].人民日报，2013-11-11.
[2]张贤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4-01-05.
[3]王新.国家治理能力视野的制度建构、改革创新与科学发展[J].重庆社会科学，2014（3）：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