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建党90多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顺应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要求，组织定位上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党的组织结构在适应不同历史任务中不断趋向合理，党的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认识的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创新性、规范性、科学性等特点，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创新性；规范性；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2—0155—04
作为党史党建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党的组织建设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不断涌现，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党的组织建设与思想作风建设之间的关系、党的组织建设的适应性变革、运用西方政党学研究工具对党的组织结构进行剖析等方面，而从宏观视野对党的组织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创新性、规范性、科学性等三个维度入手，对党的组织建设历史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及规律做些梳理和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创新性：党的组织建设能够始终
与时俱进的根本保证“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①建党90多年来，党的组织建设呈现出一个不断突破前人、突破陈规的发展变化过程。
（一）组织定位上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组织定位的转变影响着包括政党职能、组织结构、活动方式在内的政党组织形态转型。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组织建设自然是以革命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需要为导向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执掌了国家政权，完成了“革命党”的历史任务。从党的八大开始，逐步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但是由于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思维惯性，使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完成思维转变，出现了“以革命党思维、革命党意识从事执政党活动”的思想与实践相脱节的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从执政和执政党的立场出发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
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解决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指出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转变为掌握政权并且是长期执政的执政党，集中体现了执政党的意识和意志。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更加切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条件下的中国实际，从执政理念与运作机制等方面推动了执政党的组织建设。
（二）组织建设理论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中国化过程
组织建设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指导原则和理论武器。延安时期，适时提出了建设全国性大党的任务，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开展整风运动，厉行民主集中制，这些措施都对党的组织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②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党整风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运动，着力转变和端正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恢复了党的正确组织路线，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完成了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健全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顺利、稳妥地实现了高层领导的新老交替，培养了一大批新的接班人，解决了党的组织建设在特定阶段所面临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课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始终将党的组织建设作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工程常抓不懈。同时，适应经济结构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变化，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领域的覆盖面不断得到扩大。作为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组织建设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辩证地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三）组织属性上体现了党的性质的逻辑发展
组织属性是党的本质特征集中而科学的体现，决定着党的组织及党的全部活动的方向。党的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一表述是对经典马列主义的党的属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有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描述，也有党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初步认识。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在基本恢复这一提法的同时又作了补充修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③这表明了党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对党的组织属性认识的逐步提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④从一个先锋队发展到两个先锋队，不仅适应了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而且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体现了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有机统一。⑤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写入党章，并开始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这一重大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新兴阶层和社会群体的拥护和支持，有力地拓宽了党的组织基础，契合了党的历史发展、现实情况和时代要求，表明在新的组织生态环境中，党的胸怀变得更加宽广，包容性变得更强了，并体现了一以贯之的党的性质规定的逻辑发展。⑥
二、规范性：党的组织建设不断走向制度
化、法制化的基本要求“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⑦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虽然难免有曲折和反复，但从总体上看，它在适应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过程中有一个不断完善和规范化的发展趋势。
（一）作为党的“根本大法”的党章逐步系统化和规范化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就是不断对党的性质、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自身建设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过程。比如党章结构的发展完善就经历了条文结构由不分章到分章、由简到繁，条文构成若干要素的排列组合不断优化的过程。⑧从党章内容的变化看，中共一大到七大党章体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建工作的一些特点。党的八大到十一大党章的起伏不定，反映了党对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规律的艰难探索与实践。党的十二大党章第一次比较全面回答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目标、途径和方法等问题，党的十四大党章总结了改革开放新经验，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完善，党的十八大党章则是一部体现继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当前和长远相结合的党章，是党的制度建设最新成果的集大成者。从党章演进脉络与党自身发展的关系看，党的十二大到十八大党章的稳定发展，标志着党对组织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日益成熟。⑨
（二）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取得较大进展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实现党在思想、组织和行动上统一的根本制度。中共五大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组织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共七大首次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来表述党的民主集中制；中共八大全面地阐述民主集中制的涵义和基本内容，将“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表述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与集中二者之间的关系从“领导”演变为“指导”，并一直沿用至今；鉴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组织原则的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大增写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提出全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⑩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必须实现的三项基本要求之一，并明确规定：“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它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中共十三大进一步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形成了决策前的论证制、决策中的票决制、决策后的责任制，建立了决策项目预告制度和重大事项公示制度；中共十八大规定：坚持民主集中制，落实、完善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2013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发布，中共首次拥有正式的党内“立法法”。由此不难看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组织工作制度的完善不仅是党组织生活正常化、规范化、科学化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增强党组织自我革新能力的主要方法和途径。
（三）党的组织结构在适应不同历史任务中不断走向合理化、健全化
建立完备的党组织是政党发挥影响力的前提。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中共党组织都先于政、军、群组织建立，而且政、军、群组织都是在党的帮助与直接参与下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当时的党组织具有党政军高度合一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各级组织都得到了较快发展。到1951年全国组织会议召开前夕，党员人数已经达到580万，“所有这些党员，在全国各方面建立了约25万个基层组织——支部。”早在1949年11月，《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就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内设党委会，党委会下暂设六个分党委，分党委下设总支和支部；当月，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随后，在各级政府机关中建立起党委和党组，从而大大有利于党的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党的十三大着手进行了机构改革：一是取消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决定；二是规定中央书记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三是实行党政分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规范党政机构设置，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切实解决分工重叠问题，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从2006年始，“一正两副”模式成为地方党委领导机构的主要形式。近年来，基层党建工作覆盖面越来越广，党的组织结构不断优化，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核心领导作用得到更加有效的发挥。
三、科学性：党的组织建设与政党政治
基本规律的契合“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组织建设的科学性不仅表现为党对自身组织建设内在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而且表现在党对自身组织建设的价值追求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等方面。
（一）对党的组织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
政党是把社会公众和国家政权有机联系起来的桥梁和纽带，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的工具。中西方政党产生的历史背景、政治生态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西方议会民主型政党是在国家议会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共产党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和新中国的缔造者。这种“以党建国、党政同构”的政治逻辑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先有民主政治、后有政党的逻辑。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其组织形式是半军事化的；成为执政以后，党的组织逐步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工具到民主政治参与工具的转型；计划经济时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组织日益行政化、官僚化；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政党职能日益回归到民众和公共权力联系纽带的位置，政党、国家、公民社会的边界日益清晰，党政关系不断理顺。在这个过程中，党组织逐步对自身地位、作用、任务、功能等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定位，各级党组织在社会利益和社会整合方面的功能日益彰显，对自身组织建设内在规律及政党活动和执政规律的理解和把握愈加深刻。
（二）将科学化作为党组织建设的价值追求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党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概念，并将其内涵解释为“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发生新的变化，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个方面的危险”，中国共产党要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就必须进一步深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经济建设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根本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用“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统领整个党建部分，意义深远。报告丰富了“一条主线”，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确立了“两个坚持”，即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出了“五大建设”，即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提出了“四个能力”，即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突出了“三型”目标，即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的提出和发展，意味着我们党开始注重从执政规律和自身形象塑造等层面深入探索组织建设问题。
（三）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生命线
政党政治规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可以有多种概括和总结，但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政党兴衰取决于人心向背。纵观世界政党发展史，不管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都始终关注人的需求、人的价值实现。为了赢得选举和上台执政，各政党始终将选民的需求作为自己的关注焦点，因为只有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时才能赢得政权。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虽然与西方内生型的议会民主政党有所不同，但不管是作为“革命党”还是“执政党”，都始终坚持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根本问题。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中共七大特别突出强调党的群众路线，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中共八大党章的总纲提出，“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结合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要求“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越是长期执政的党，越需要重视党与人民的关系。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执政党，只有深深植根于人民，努力造福于人民，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①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6页。②李东朗：《毛泽东对延安时期党的组织建设的重大贡献》，《理论学刊》2004年第1期。③《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02）》，中国方正出版社，2012年，第293页。④《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7页。⑤贾小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3年5月。⑥纪伟昕：《江泽民党建理论创新的总体思路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4年5月。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⑧陈自才：《中国共产党党章结构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启示》，《中州学刊》2013年第4期。⑨蒯正明：《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演变与党的发展》，《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1年第3期。⑩《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02）》，中国方正出版社，2012年，第285、297、97、207、208页。夏立忠：《执政党党内民主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4年4月。黄大熹：《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发展路径的历史考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42页。罗峰：《政权系统中党的组织建设：历程、特征及其有效性分析》，《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19页。《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45—51页。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90页。
责任编辑：南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