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逐步减少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道路。人口出生具有先赋性和代际传递性，通过发展高等教育釜底抽薪式的转移农村人口是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最有成效的路径之一。本文探讨了高等教育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功能及激励机制构建问题。
【关键词】 高等教育 农村人口 城市化 激励机制
一、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不断减少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道路
城市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及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0.1%，但乡村人口（不含农民工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7.4%，超过6.4亿，其中26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3000多万得不到基本合格饮用水或用水极端短缺农村人口都在边远山区。刘易斯模式、拉尼斯—费模式、托达罗模式等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式难以指导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制转移的英国模式、自由转移的美国模式、政府主导型的日本模式等发达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并不适宜我国的国情，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中国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个案模式只适应于特定的少数发达地区而不具备广泛的可复制性。英国从1760年产业革命算起，到1851年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的50%，用了90年时间。美国城市化过程中，1790年的城镇人口为5.1%，1840年为10.8%，1860年为19.8%，1910年为45.7%。数量庞大的中国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城市化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林毅夫教授指出，农村发展必须放弃过去以增加农产品产量为核心的旧战略，实行新的以减少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为核心的战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不断减少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道路。
二、高等教育具有农村人口城市化功能
社会本身就存在文化屏障，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文化品位、文化消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如果人们缺乏一种能赋予城市化后以真实生命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社会经济制度确保对人力进行有效配置的前提是确保人力素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城市化战略中最大的政策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改变城市化农民的生计方式。在决定一个人的现代性水平方面，教育是一个首要的因素。从日本和英国的现代化过程来看，平民教育的传播是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在我国，高等教育在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的同时，也使上千万农村考生通过高考之路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后而成为城市市民。位于我国地理分界线雪峰山主脉、平均海拔约1400米的湖南省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富寨村，“近10年，这个1000余人的小村庄共出了4位博士、23位硕士研究生、42位大学生，成为名副其实的瑶山读书村”（湖南日报：2007.8.20）。人口出生具有先赋性和代际传递性，通过发展高等教育釜底抽薪式的迁移农村人口是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最有成效的路径之一。高等教育具有农村人口城市化功能。
三、影响高等教育农村人口城市化功能的主要因素
1、缺少理论与实证研究
关于教育与人口的问题，业界主要是关注人口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人口质量的提高、结构的优化和数量的控制、收入的增加等方面。例如，东北师范大学07届硕士李红珠在其毕业论文《我国高等教育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中曾提出“高等教育可以直接促成农村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但论文重点却是从高等教育哲学、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角度去论述高等教育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规模上的互动关系;非常关注三农问题的林毅夫教授没有从这方面进行过实证探究;陆益龙教授入选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制度、市场与中国农村发展》一书中也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缺乏权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现实中缩减、遮蔽甚至遗漏了高等教育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功能。
2、高等教育的分层
教育公平和教育平等是社会公平和社会平等的核心，然而大城市像抽水机般将各种最优质的资源、机会、人才与财富从四面八方抽离、集中，基础教育资源分布日益不均衡，农村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相比城市学生少得多。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北京市人口2019万，教育法人单位数8207个，湖南省人口6596万，教育法人单位数14847个，人均单位数相差近1倍。教育资源、高考分数和招生比例，大城市生源都占绝对优势。据教育部相关数据，2001—2011年，高校中的农村籍学生比例由48%升至61%。从中国名校生源来看，考上名学的农村孩子比例微不足道。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省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被西安市五大名校垄断。据来自北大招生办的信息，最近五年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只有6%来自农村;艺术特长生迄今没有一位来自农村。“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蚁族》作者廉思调查发现，出身越底层就读学校越差。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2002—2007年，湖北省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高等教育学生层次结构上我国高职生比例超过45%，世界高职生在校人数中国占33%。从高职的招生统计资料看，农村生源都已超过70%。2010年普通高校经费为5497.86亿元，高职院校经费为1051.49亿元。2010年普通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为9590元，高职院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为5829元，高职院校经费投入、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都远远低于普通本科。以农村生源群体为主体的高职教育目前还只是专科层次“终结教育”。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相反，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教育资源大城市化，相比城市学生，农村学生特别是边远山区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呈现低层化，不利于我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3、相关政策的缺陷
从高等教育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职能看，国家的劳动预备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人口管理制度、住房制度等等与人力资源相关的政策，都程度不一的存在着缺陷。以户籍制度为例，户口迁移政策是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包分配时期制定实施的，在当时这个政策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功能，是农村学生转变农民身份和生活方式向城市社会流动的一条光明大道。根据现在的规定，每个考上大学的学生都可以在入学之初自愿的选择是否将自己的户口由家庭所在地迁移到学校所在地。当学业期满之后，户口迁移在学校的学生，要么根据学校的“派遣”，落户到就业单位所在地;要么处于待业状态，户口打回原籍。对于考上大学的农业户籍学生来说，户口由家庭所在地迁移到学校所在地之后就变成非农户口。然而毕业之后处于待业状态则户口就要迁回原籍村委会，成为挂靠于村集体的失去承包土地的权利、失去继承宅基地以及自留地的非农业户口。如果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户，这种非农户口农村籍大学生无法享受城市人口的福利待遇，成为“进不了城市、回不去乡村”的群体。缺乏协调有序的相关政策联动的户籍制度改革，户口迁移已成为剥夺农村大学生土地权利的陷阱与阻碍高等教育农村人口城市化功能的畸形政策。又如住房政策，我国现在的城市化是人口大规模地从乡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居者有其房就成了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房地产是城市化的载体，在目前的住房政策中，采取货币资本优先导向，以货币资金为标准设置商品房购置门槛。城市化过程中人力资本因素的忽略不计，某种程度上是以实际行动宣传读书无用论。
4、社会经济的非均衡结构
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决定着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量，经济社会需求是人才就业的基础和前提;在市场效应下，具有流动性的人力资本总是从收益相对低的地方往收益相对高的地方流动。非均衡的改革开放经济政策，不仅使我国经济在区域上大致按东、中、西部呈梯度发展的态势，还使得我国两元社会结构呈现出区域与区域、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农村四大差别，导致人才市场需求量的空间格局不平衡与人才流向量呈现出的多维梯度结构特征，不仅使高等教育产品（人才）在整体数量上的教育不足与过度教育、结构上的某一层次或某一专业人才过量与人才短缺、区域上的人才密集与人才匮乏的失衡现象同时并存而出现知识失业现象，同时还挫伤农村学子的求学意愿而削弱高等教育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功能。
四、基于农村人口城市化功能的高等教育激励措施
1、增加教育财政投入，探索普惠农村学生的扶持制度
教育属于模式维持系统，教育政策要适应和满足国家发展战略。低层次高等教育以弱势的农村生源群体为主体，而其教育经费投入、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标准低于本地区普通高等教育标准，影响低层次高等教育质量的同时，也直接影响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政府在加大教育财政投入的同时应探索普惠农村学生的扶持制度。
2、解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相互沟通问题，以提升农村大学生的城市生存能力
以农村学生为主、占高中阶段教育半壁江山的中职教育学生基本上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或农民;以农村生源群体为主体的高职教育目前还只是缺乏与普通高等教育沟通和衔接路径、无法满学生继续学习需要的专科层次“终结教育”。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层次的上移与社会发展程度相关，与高等性无关，在知识经济时代，简单阻碍或终结低层次高等教育对象学历上升愿景与上升通道的制度安排，对基础教育资源严重不均现状下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比城市学生少得多的农村学生来说不合理、不公平，也不利于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高等教育体制机制上需要解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如何相互沟通的问题。如果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衔接难度太大，可以思考向上延伸职业教育层次，探索五年制高职本科教育。
3、服务农村生源，低层次高等教育办学功能需多样化
城市化功能下的低层次高等教育，不仅承担着培养高技能型人才、提高城市低层人们的就业技能和城市生活能力的任务，还承担着提高农村转移人口的重任。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有至少超过4000万拆迁失地农民，还有2亿多农民工。按照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多种教育培养模式需得到鼓励，从而寻求差异化和个性化教育设置，以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美国社区学院包涵职业技能教育、转学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多职能。目前实践中，我国低层次高等教育办学功能定位单一，不能满足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需要。
（基金项目：青海省“123”科技支撑工程项目2012-G-157A。）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编：2013中国统计摘要[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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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红珠：我国高等教育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D].沈阳：东北师范大学，2007.
[5] 阳征保、阳征会：经济发展进程型态观下欠发达地区高职教育的困惑与出路[J].职业与教育，20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