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1933-1996),福建福州人,中国著名数学家,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短期任中学教师后调回厦门大学任资料员,同时研究数论.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主要研究解析数论,1966年发表《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本文是陈景润先生生前特别为本刊撰写的.
我在中小学读书阶段,从成绩上看,并不显得特别好.但我总是踏踏实实地学好基础知识,从不计较分数.有一次考数学,我只把考题的答案写在考卷上,没有将演算过程列进去,按理说应算不及格,但当时教我的数学老师想,陈景润这个学生不会弄虚作假,还是当面问个明白再说.于是数学老师就找我谈,查问结果,果然我是运用了好几种方法来演算这几道题目,只因草稿纸上算得太多了,所以没有交上去.当时我的数学老师十分欣慰,高兴地对我说:“以后你算题目时,请一定要交上演算稿,懂吗?今天不给你100分,只给你95分!”听罢我点点头,微笑着向老师道了谢.
我在中小学时是我们班上的有名的“Booker”(福州学生称“书呆子”或“读书迷”).同学们倒也十分佩服我这个“读书迷”背诵书本的本领.我读书不只满足于读懂,而是要把读懂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熟能生巧嘛!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把他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成:“静默观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当时我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真是所见略同!当时我能把数､理､化的许多概念､公式､定理､定律一一装在自己脑海里,随时拈来应用.有一次,化学老师要同学们把一本书背起来,同学们都感到很困难,但我却觉得:“这一点点儿很容易,多花点工夫就可以记下来,怕什么?”果然,没几天我就把全书背熟记牢了.当时我认为,我们年青人知识面有限,理解力较差,但记忆力特别强,背诵许多知识,将来使用时会左右逢源,一呼百应,更加得心应手了.
我在中小学读书时娴静少言,不善于交往,但这不妨碍我的勤学好问.为了深入探求知识,我常常主动接近老师,请教问题或借阅参考书.我知道时间是最宝贵的,所以不愿意浪费老师的时间,常常趁下课后老师散步时或者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跟随老师一起走,边走边请教老师数学问题.每当谈论数学的时候,我就滔滔不绝,不再沉默寡言.
我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学校分文､理两科,理科班侧重数､理､化,文科班侧重文､史､地.我很喜欢数学,可当时我偏偏选读文科班,因为文科班数､理､化都比理科班浅,这样我就可以在不留级的前提下,集中最大精力去攻读高深的数学方面的书籍.我并不是单纯地跟在数学老师后面跑,而善于奇取.当时我经常到英华中学图书馆借书,其中有大学丛书《微积分学》,哈佛大学讲义《高等代数引论》,以及《赫克士大代数学》等.
我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大学的书本是又大又厚,携带阅读十分不便.我曾把我国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的《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拆成一页一页的,随身带,随时阅读.我坐着读,站着读,躺着读,蹲着也读,一直读到“书尸烂床边”的程度.
我念中学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班上许多同学为了抗日救国和解放全中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我们班上有不少同学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被反动派残酷迫害.没有他们的奋斗,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回想起我念中学时的情况,我觉得现在中学教师的经济情况不知改善了多少倍,现在同学们的经济情况也比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得多.现在我们中学的图书设备､房屋条件等,都比我在中学时代的好太多了.所以我认为现在同学们是很幸福的.我希望同学们爱惜宝贵的时间,在老师们的指导帮助下,努力学好数､理､化以及其他各种知识,练好身体,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