蜿蜒的山路上，一个村民背着大捆松树枝，微微弓下腰，慢腾腾地走着。那捆银灰色的树枝，刚刚从森林里砍下来，还挂着几粒深褐色的松果。
“嘿！快停车！”在从云南德钦去往昆明的途中，克里斯蒂娜叫住了司机。她对准那位脸部褶皱里嵌着灰泥的村民，飞快地按下快门。这张“路边捡来”的照片，成了她最喜欢的作品。“你看，照片里人类和自然之间多么和谐。通过照片，你就能明白，人类依赖自然而生存。”
是的，这位39岁的女摄影师，一直希望借助影像，让人们感知到自然的力量，从而学会敬畏自然，保护自然。
去年秋天，一个名叫“国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的非官方组织在美国成立，聚集了18个国家近60名自然保护摄影师，而克里斯蒂娜是这个组织的执行总监。
跟联盟里其他摄影师不同，克里斯蒂娜的镜头里不是野生动物和自然风光，而是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
1990年，克里斯蒂娜第一次进入土著部落。在亚马逊河南部的热带雨林，她与丈夫应邀到卡亚波人的家里做客。卡亚波人让她感到新奇，他们住在棕榈树叶作屋顶的茅屋里，睡两米多长、用棉花和线织成的吊床。女人在自家的菜园里种植土豆、西红柿，男人则到森林里猎取鱼、乌龟和猴子。如果生病了，便到森林里采些药材。没有医生，他们由大自然控制着人口的增长。
到了收获季节，或者打猎的人们满载而归时，卡亚波人便举行庆祝仪式。他们戴上金刚鹦鹉的头饰，“看起来像太阳的光芒”，面部及上身画上鱼、猴子等动物的图案，吹起葫芦做的乐器，载歌载舞。
在克里斯蒂娜看来，这种与自然无比亲近的生活是热爱和尊重自然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城市人远离大自然，穿梭于汽车、高楼之间，“以为什么都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忘记了一切原本是大自然的馈赠，进而对保护自然漠不关心。
“我想让照片成为重新串起人类生活与自然的纽带。”她说。
她的第一张照片，诞生于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角是一个土著部落的武士。在一座高山的半山腰，整排的武士战斗归来。他们皮肤黝黑，身佩弓箭，衣着五颜六色：帽子是金色的，据说是天堂鸟的羽毛；项链灰白色，是动物的骨骼和贝壳；腰间裹块齐膝的棕色布条。付了相当于人民币一元钱的小费，克里斯蒂娜拍下了处女作。
很多人羡慕克里斯蒂娜，因为她能到世界各地拍照。可这并不容易。在一些土著部落，如果没有得到酋长的邀请，独自闯入会很危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她便遭到一个土著部落的袭击。数支锋利的铁箭向她乘坐的独木舟飞来，她不得不紧紧趴在舟上，才没有受伤。
土著居民往往是捕猎的高手，他们把箭毒涂抹在飞镖上，能够迅速地麻醉动物；或者在水里撒上植物的根茎，迅速降低水中的氧分，捕到足够的鱼。
“这样不是很残忍么？”有人问克里斯蒂娜。
“不，他们捕猎很有节制。”她解释道，“一百多人分吃一只猴子和几条鱼。”
“难道我们也要去原始森林里生活？”
“不，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吃什么东西，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对自然有心灵上的依托，明白自然对自己有多重要。”
“看，森林周围要么是玉米等庄稼，要么是被砍伐的痕迹。”不久前，克里斯蒂娜应邀站到北京大学的讲台，向台下的学子展示飞机上俯拍亚马逊河的照片。这些影像一度引起强烈的反响，巴西政府被迫与部落签订了协议，保证不再侵犯热带雨林。
“这就是自然保护摄影师的独特之处。”克里斯蒂娜骄傲地说。她最崇拜一位叫迈克尔·尼科尔的摄影师，环保组织曾凭借他的照片造成的舆论影响，成功说服了加蓬总统，划出国土的11％来建造国家公园。
“不是拍完照片，拿点钱就走人，而是有紧迫的使命感和同情心，要拍出惊心动魄的照片，来促使人们保护自然。”克里斯蒂娜一脸严肃。
最让克里斯蒂娜担忧的是传统土著文化的日益消失。全世界存在的六千多种土著语言中，已有三千多种濒临消亡。“这是回顾历史的窗口，如果丢失了，人类将一贫如洗。”
走过全球54个国家，她拍摄过美洲的印第安人、塞皮克人、安坦卓瑞人等多个土著部落，还有中国的藏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她认为自己的职责便是拍摄和展现，“告诉他们，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传统，对人类有多重要”。
站在北大的讲台上，她问：“你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有多美么？”
随着古曲《梅花三弄》奏起，她播放起一张张美妙的图片：滇金丝猴在针叶林中飞来飞去，甩着玫瑰色长袖的藏族少女甜甜地微笑，紫色的马兰花在草原上绽放……
而其中的一幅，就是那位砍了一捆柴的云南村民。照片显眼处，是挂在那捆松树枝顶部、数颗拳头大的青头菌。背景，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司晨光摘自《中国青年报》 陆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