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人公陈宗器先生在短短的生命历程中为后世留下了太多的精神和人格财富，为科学界填补了诸多空白，创造了数不清的第一。当年，陈宗器先生用最好的青春年华，走遍了大西北的六个盆地、三个沙漠、三片以上的戈壁、五座以上的山脉以及草原和绿洲。他凭着执着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走向了至今许多人不愿也不敢去的死亡之海——罗布泊。考察期间，父母先后离世他却不能回家奔丧尽孝。出发时儿子尚未出生，回来时已近三岁。由于西部生活极为艰苦，回来后满口牙齿悉数脱落。1960年，陈宗器先生因劳累过度离世，年仅六十二岁。
他用淌着血的足迹，经历了九死一生，不知疲倦、不畏艰险地探索着历史、人类和地球的传奇，从而也谱写出自己的生命传奇。
文中记叙的一件事令笔者感动不已，仿佛能够触摸到那颗平实、温暖和伟大的心——
1934年8月5日，陈宗器第三次探访楼兰，居然在楼兰塔顶的铜盒里放上了一封写给“老楼兰”的信，他在信中极尽幽默之能事，他写道：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来自中国教育部的黄文弼先生曾非常渴望能见到你，但他未能渡过河来……我们考察队的机械师乔格先生和艾非先生也想来看望你，但他们要为日后的旅程在车上做准备而脱不开身……亲爱的老楼兰！希望你能够在罗布荒漠中历尽艰险，永远如故！
在“其寒冷程度只有断指裂肤可形容”、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严酷环境下，陈宗器先生却始终怀有一颗乐观、温柔和幽默的心。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尤其是比照当今那些躺在蜜罐和温柔乡里骂娘的一班人。
今年是陈宗器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谨以此文怀念和纪念他。岁月流逝，大浪淘沙，陈先生身上那些纯朴的、坚韧的、最美的东西永远不会消逝——因为那已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夯石）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九十一年前的今天，乱世当道，却有一支庞大的科考驼队，迈着坚实的步伐向西走去，天苍苍、野茫茫，他们义无反顾、无所无畏。这就是著名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一次中外谈判史上国人爱国主义胜利的产物，一个中外平等合作的科考团体。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中方团员的科考成绩很卓著，他们抱定国富民强、献身科学的决心，刚出包头不久就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丁道衡先生），然后又以恐龙（袁复礼先生）、土垠遗址（黄文弼先生）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及楼兰罗布泊探秘科研成果（陈宗器先生）震惊世界。
俱往矣，蓦回首，只见那遥远天际平沙莽原之中，刘半农先生、徐炳昶先生、袁复礼先生、黄文弼先生、陈宗器先生、李宪之先生等先辈勇士，正身披璀璨霞光巍巍屹立。
初识赫定博士
1929年，年轻学者陈宗器时年三十一岁，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二批出发的“戈壁组”成员。戈壁组一共六名团员，他们是瑞典古生物学家柏利、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古生物学家贝歇尔、地质学家尼尔斯·霍涅尔、人种史研究者蒙杰尔。陈先生是其中唯一的中方团员，是当时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派来的学者。
在人高马大的瑞典人眼中，这个小个子中国人显得瘦小单薄，但不久他们就发现，中国学者陈宗器文质彬彬，在他那不事张扬的外表下一举一动都干净利落，显现出他内心的自信、果敢，而且他性格开朗，工作起来积极、热情。在十分艰苦的漫漫征程中，一天下来，瑞典人会各自发表这样那样的意见，争论不休。而陈宗器则默默坚定地做着该做的工作，朝着既定目标前进，从不犹豫。在将近四年生死与共的合作中，他们知道了这位小个子的中国人是多么的了不起。
戈壁组自百灵庙出发前，考察队员们敬爱的斯文·赫定博士专程来看望大家，陈宗器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结识这位大名鼎鼎、被他仰慕已久的赫定博士的。赫定博士很随和、幽默、健谈，他向陈宗器交代了此次考察的任务：一要测定准确的子午线位置；二要测量地形并绘图；三是到达目的地后，还要测定重力和地磁场。
赫定博士送给陈宗器一本英文版《我的探险生涯》，并和他亲切交谈。那夜陈宗器彻夜未眠，一口气拜读了赫定的探险经历：二十岁横越中亚进入波斯，二十五岁随一支驼队进入中国西部重镇喀什，从此与中亚、中国西部探险结下不解之缘。三十岁时他九死一生穿越塔克拉马干，断水断粮七天七夜奇迹般生还……后来，又发现了两千年前的古城楼兰……
陈宗器后来成为赫定博士在中国最好的年轻朋友，四年后他们一起穿越大半个中国，经历了多灾多难的绥新公路勘查，同乘独木舟从孔雀河顺流而下去罗布泊，朝夕相处有两年半之久。其余时间他们书信联络，通信有一百来封。1930年至1946年，有陈宗器先生在额济纳河及往返罗布泊途中他们的往来信件，有绥新公路查勘队结束后，陈宗器先生赴德国留学前后、直至回国后解放前的通信，时间跨度有二十年。通信內容包括无保留的交换考察中测得的数据、地图、照片，以及赫定博士写书过程中绘制地图、路线图中遇到问题的探究，他们急对方所急，总是及时送上对方急需的资料。在信中他们不断怀念那“共同度过的与世隔绝的、平静的、天国般的荒原生活”，并“希望有朝一日重返故地”。
第一次探访楼兰：走向有水的罗布泊
陈宗器先生的西部科考共有两次，1929年10月-1933年5月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和1933年10月-1935年5月的“绥新公路查勘队”考察，前后历时五年半。
第一次考察陈宗器先生和霍涅尔先生一起，他们在严酷的冬天里自敦煌西行抵达罗布泊东岸，他们不敢停留，抓紧时间继续向南绕湖抵达罗布泊南岸，在南岸陈宗器做了天文测量以确定绘制地图所需的经纬度，然后继续向北，抵达罗布泊西北部孔雀河三角洲，当他们十四天行进在荒原上，终于见到淡水时，几乎奄奄一息。一只骆驼扑向河边就站不起来了。他们在不见人烟的罗布泊进行了四个半月考察。1931年1月18日是他们终身难忘的日子。陈宗器与瑞典科学家霍涅尔骑骆驼第一次探访楼兰，并在那里宿营。次日，他们派随从爬上高高的大佛塔，将一只放温度计的黄铜小盒和一面瑞典国旗带上去。他们在小盒里放了两张纸，一张描述了那林一行1928年-1930年在罗布泊区域以及他们自己于1930年-1931年冬天的探险经过；另一张纸，则用英文写下了他们对发现楼兰古城的斯文·赫定博士由衷的赞美：“英雄的斯文·赫定博士，楼兰的发现者和第—个考察者。现在他的队员在这里升起了他的旗帜。楼兰，1931年1月19日，尼尔斯·霍涅尔、陈宗器。”从楼兰返回营地后，f也f门绕湖一周胜利完成了罗布泊地理测量任务，使得原来地图上仅有大致模样的罗布泊，终于有了一个准确的位置和形状。从罗布泊出来后，他们主要在额济纳考察河流的变迁，陈宗器还在霍涅尔指导下研究沙风。其间还先后在青海祁连山、南山考察。考察结束后，陈宗器发表了论文《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西北之地理环境与科学考察》、《中国西北之交替湖》（与霍涅尔和著）（《地理学报》、《方志》、瑞典出版的英文单行本）。
第三次探访楼兰：把信留在楼兰塔顶
第一次考察结束没多久，赫定博士又力邀陈宗器先生参加由民国政府交通部组建的“绥新公路查勘队”，去勘测一条通往新疆的路。陈先生的任务是天文测量，确定经纬度。
天文测量在夜间进行，要用天文望遠镜面对北极星一次一次地校正。“其寒冷程度只有断指裂肤可形容”，陈宗器先生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他的努力填补了地图上不少空白，纠正了斯坦因地图中的多处错误，并使楼兰、土垠等重要遗址第一次有了现代科技确立的坐标点。他与安博特一起的天文测量第一次为罗布泊地区提供了精确的经纬度和高程数据。他与那林，霍涅尔一起最终完成的孔雀河流域、罗布泊地区世界上第一幅实测地图，其精确程度已被四十年后1973年美国“陆地卫星-l”所证实。就是在这一次考察中，因测量需要陈宗器又两次奔赴楼兰。
由于赫定博士年事已高无法再次前往楼兰，1934年5月21日傍晚，陈宗器自告奋勇带领三名驼工第二次前往楼兰。在这次探访途中，陈宗器得了急性肠胃炎险遭不测。归期延误使等在营地的赫定博士万分焦急，他做了荒漠遇险各种最坏的打算！荒漠里建立的友谊是如此深厚，他在回忆中写道：“我心急如焚、坐立不安，爬上高高的雅丹顶，举起望远镜向楼兰方向仔细搜寻……终于看到了一个人拖着疲惫的身体，跌跌撞撞地向营地走来！—个、两个、三个，—个都不少，我激动得差一点失足摔下悬崖！”又说：“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从昨天到今天就像做了一场可怕的恶梦。好了！现在他们终于安全回来了。”他吩咐赶紧为孩子们弄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让他们睡觉，愿睡多久就睡多久……望着陈宗器这位朝气十足的年轻人，他心中充满着怜爱，他强使他躺下休息，望着他很陕像孩子似的进入梦乡。1934年8月5日，陈宗器第三次探访楼兰。这一次他与往常一样，在以前放在楼兰塔顶的铜盒里，放上了写有他们经历的字条，而且又调皮地放了一封写给“老楼兰”的信——
亲爱的老楼兰：
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来自中国教育部的黄文弼先生曾非常渴望能见到你，但他未能渡过河来。我为他感到遗憾，不然的话他会来看望你。
我们考察队的机械师乔格先生和艾非先生也想来看望你，但他们要为日后的旅程在车上做准备而脱不开身。
亲爱的老楼兰！自从赫定博士发现了你的存在并将你介绍给了全世界以后，每个人都为能亲眼见到你而感到荣耀。
希望你能够在罗布荒漠中历尽艰险，永远如故！我们所有的人都真诚地问候你！
——你年轻的朋友陈宗器1934年8月4日
当他恋恋不舍离开，向大佛塔投去最后深情一瞥时，他深知，这一别也许再也无缘回来了。那一刻，他并不知道，他的执着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已经使他成为那个时代世界上造访楼兰次数最多的科学家，无论是赫定、亨廷顿、斯坦因、橘瑞超还是霍涅尔，都不曾像他那样三次来到这个两千年前的神秘国都。而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踏上过这座远古时期丝绸之路的前哨。
整整五年半的时间里，陈宗器先生在青春年华中最好的时光，足迹遍及大西北的六个盆地、三个沙漠、三片以上的戈壁，五座以上的山脉、草原和绿洲。他凭着执着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走向了至今许多人不愿也不敢去的死亡之海罗布泊。考察期间他的父母先后离世不得回家奔丧尽孝，出发时儿子尚未出生，回来时已近三岁。由于西部生活极为艰苦，回来后他满口牙齿悉数脱落。
地磁学家朱日祥曾这样评价陈宗器先生：他是最早走向西部以现代科考手段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之一，研究的领域包括天文、大地测量、地形学、水文、气象、沙漠、民俗。他将当时鲜为人知的西部山川与河流等的地理位置，准确地测量并记录下来，用胶片记录了十分珍贵的当时当地的自然景象。陈宗器先生对罗布泊的气象观测，是七十多年前这一地区唯一完整的气象资料。1936年，他与霍涅尔共同发表的《中国西北之交替湖》论文，是我国有关河流变迁与生态环境相关性的开拓性工作。他在西北的科学考察，不仅为后人留下了极有价值的地球科学观测资料，而且在我国地球科学的某些领域开启了现代科学研究之先河。1935年11月1日，为表彰陈宗器先生在西北科学考察方面的卓越成就，瑞典国王授予陈宗器先生“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这是专门针对成绩卓著的外国人的嘉奖。
奉献的一生
1936年陈宗器先生在赫定博士资助下，以半官费的形式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地球物理学”与“地磁学”。1933年-1948年间，陈宗器先生开展了最早的国人自主的地磁野外测量；参与并主持我国最早三个地磁台：紫金山地磁台、桂林良丰地磁台、北极阁地磁台的建立。1947年陈宗器先生作为主要发起人发起成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任首任理事长，后任秘书长直至离世。1949年陈宗器先生拟写“‘地球物理学研究所’设立缘起和计划”，建议科学院成立“地球物理学研究所”。
1950年-1960年，陈宗器先生被任命为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兼地磁室主任，领导编制了我国第一幅地磁图，创建完善了中国地磁观测的中坚力量—一北京等地磁台——老八台。1955年一1957年，担任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陈宗器先生是我国日地关系研究的开创者，1942年他发表了具有前瞻性的论文《日蚀、电离层及地磁之相互关系》。1948年-1950年，他发表《磁偏角长期变化与太阳黑子数的关系》。1 955年-1957年，陈宗器先生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有计划培养人才、进口仪器，将磁暴预报、电离层、宇宙线、地电、古地磁等新兴学科扶上马。1958年，他参与领导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的研究小组“581”组的筹建。1959年，陈宗器先生拟写报告《太阳活动及地球物理相关现象的研究》，联合紫金山及北京天文台、邮电科学研究院、武汉高空物理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被列入1960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重大科学技术项目，积极推动了我国地球科学、地磁学和空间物理学的发展。1960年，陈宗器先生因劳累过度离世，年仅六十二岁。五十年过去了，人们没有忘记这位兢兢业业、辛苦一生的我国现代科考的先驱，没有忘记这位国际知名的罗布泊学者，地球科学领域杰出的科学家、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2012年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陈宗器先生的后代发起，在浙江企业家柴春雷等支持下，成立了“陈宗器专项基金”，设立了每年颁发的“陈宗器地球物理优秀论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