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宋元至明清，岳飞题材戏曲既显示出共同的价值取向，又呈现出历时性的主题嬗变。早期的岳飞题材戏曲以写岳飞之冤为明显特征，明代的岳飞戏则着重对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与抗金事迹进行热情颂扬，晚明到清代出现的翻案补憾类的岳飞戏以作者和人民的意愿为导向，以超历史化的方式对岳飞事迹进行了神圣化的宣传。伴随着这种主题嬗变，岳飞形象经历了由受冤屈致死的历史悲剧英雄到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再到作为忠义化身的文化英雄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岳飞；戏曲；主题；嬗变
中图分类号：J809.9文献标识码：A
宋元明清时期的岳飞题材戏曲今知者有二十多种，从大旨而言，这些剧作都具有歌颂忠良、谴骂奸邪的价值取向，从不同时期剧作的表现重点而言，岳飞题材戏曲的主题呈现历时性的嬗变。早期的岳飞戏以揭露抨击奸佞构陷忠良为主旨，着重表达对岳飞冤死的悲愤之情，明代的岳飞戏则以表现岳飞精忠勇武为核心，到了晚明与清代，在传说化地表现岳飞事迹的同时，更出现了改变岳飞命运结局的翻案补憾类剧作，在岳飞题材戏曲中，岳飞形象经历了由受冤屈致死的历史悲剧英雄到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再到作为忠义化身的文化英雄的变化过程。笔者以为，岳飞题材戏曲主题的嬗变不仅仅与作家个人关注点不同有关，更与时代变迁、世事沧桑变幻有关，此外还与史官文化、民族审美文化的浸润影响有关，本文即对此进行论评。
一、早期的岳飞题材戏曲以写岳飞之冤为明显特征，大多对奸佞构陷忠良的罪恶进行诛谴，对岳飞被冤屈致死抒发悲愤之情
岳飞从冤死到平反，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秦桧“兴岳飞之狱。……十二月，杀岳飞。”［1］(P. 13758)（卷473“秦桧传”）秦桧、万俟卨之流给岳飞罗织的罪名是岳飞有问鼎野心及违抗高宗命令不去救援淮西的张俊军队，他们“诬飞尝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为指斥乘舆，受诏不救淮西军，赐死狱中。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天下冤之，闻者流涕。”［1］(P. 13758)（同前）岳飞精忠报国却蒙受问鼎不忠的恶名，抗金坚决却被泼上拥兵自重避敌不前的脏水，以致在三十九岁的英年就含冤而死。而恶贯满盈的秦桧死后被赠授申王，谥号忠献，巨奸大蠹被当成忠献之人，这是人们心理上难以忍受的。直到宁宗开禧二年（1206），秦桧才被“追夺王爵，改谥谬丑。”但是宁宗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竟“奏复王爵、赠谥。”［1］(P. 13765)（同前）由于岳飞之案是高宗亲自核准的，加上秦桧及其党徒长期掌控朝权，岳飞冤案的平反经过了很长时间而且难度重重，秦桧余党千方百计阻挠为岳飞恢复名誉，“桧死，议复飞官。万俟卨谓金方愿和，一旦录故将，疑天下心，不可。”［1］(P. 11395）（卷365“岳飞传”）直到岳飞死去二十多年后孝宗登基（1163年），才“诏复飞官，以礼改葬，赐钱百万，求其后悉官之。建庙于鄂，号忠烈。”再过十几年，到光宗淳熙六年（1179），岳飞才获谥武穆，宁宗嘉定四年（1211），被追封鄂王［1］(P. 11395）（同前），以后又被加封太师、追赠忠武。岳飞之死，是秦桧陷害忠良、高宗自弃中原自毁长城的结果，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事件让人感到悲愤不已。“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雠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1］(P. 11397）（同前）洗涮加在岳飞身上的不白之冤，恢复忠臣奸相的本来面目，成为宋元时期岳飞戏咏唱敷演的主要动机。
元杂剧孔文卿《东窗事犯》就是着力抒写岳飞冤情的岳飞戏，剧作第一折写岳飞被秦桧以谋反之罪下在大理寺，岳飞对自己功高受诬感到冤屈不平，他辩解道他如果有谋反之心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国立功了，他对自己功勋卓著却横遭杀身之祸发出了悲愤的控诉：“我不合扶持的帝业兴，我不合保护的山河壮，我不合整顿的地老天荒”（【那吒令】曲），“我不合定存亡、列刀枪。恁划的定计铺谋，损害贤良，试打入天罗地网，待教俺九族遭殃”（【鹊踏枝】曲），“岳飞子父每（们）不合舍性命生并的南服北降，出气力西除东荡”（【赚煞】曲）。对于谋反的罪名岳飞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则我这谋反事如何肯当，我死呵做个负屈衔冤忠孝鬼”（【赚煞】曲）。岳飞对奸臣当道忠臣受戮的是非颠倒的现实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则那逆天的天不教命亡，顺天的祸从天降；逆天的神灵不报，顺天的受灾殃”（【胜葫芦】曲，以上所引各曲均出自第一折）。地藏神化为呆行者，在灵隐寺中揭露秦桧东窗设计谋害岳飞的事，言秦桧陷害岳飞“你所事违天理，休言神明不明，只争来早来迟”（第二折【三煞】曲）。岳飞等屈死三人的鬼魂也向太上皇高宗托梦告知冤情，希望皇帝能够诛杀秦桧抚慰忠魂，“忠臣难出贼臣彀，陛下宣的文武公卿讲究。用刀斧将秦桧市曹中诛，唤俺这屈死冤魂奠盏酒。”（第三折【收尾】曲）秦桧“当初祸临岳飞今日灾临己，抵多少远在儿孙近在身”（第四折【滚绣球】曲），秦桧死后在阴曹地府受到“恶鬼狞神”“千般凌虐”之刑，他还被灭族毁尸，“将秦桧三宗九族家族坏，每家冤仇大。将秦桧剖槨剉尸。恁的呵恩和仇报的明白”（第四折【柳叶儿】曲），奸臣终于得到了应得的报应，岳飞的冤情以虚幻的方式得到了洗刷。
秦桧东窗设计诬蔑谋害岳飞的情节是元代岳飞戏表现的主要内容，之所以如此，除了此时距离岳飞时代较近、迫切需要恢复岳飞忠臣良将的英雄形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岳飞抗击外族的故事容易触及同为外族的蒙元统治者的敏感神经，“元和金虽然也是敌国，但对宋来说，却同样是民族入侵者，对于‘壮志饥餐胡虏肉’、‘直捣黄龙府’的种种气势，自然会感到难以忍受。因而在元朝一代之间，北剧、南戏都只见有‘东窗事犯’一种题材，……略去有关民族矛盾的部分不提。”［2］ (P. 3)（《后记》）除了孔文卿《东窗事犯》外，钟嗣成《录鬼簿》在金仁杰名下也著录有《秦太师东窗事犯》［3］ (P. 120)，也是北杂剧；南戏中的岳飞戏则有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著录的《秦桧东窗事犯》［4］ (P. 251)。这两种“东窗”戏虽然已经失传，详细内容无法知晓，不过从其剧名大致可以推测它们的内容、主导倾向也应与孔文卿的《东窗事犯》接近。元代岳飞戏着重写东窗设计的风气影响到了明代前期，徐渭《南词叙录》除了在“宋元旧篇”中列有《秦桧东窗事犯》外，在“本朝”下又列有《岳飞东窗事犯》（用礼重编）［4］(P. 252)，人们认为用礼应为周礼之误；此外今存有明代富春堂本《岳飞破虏东窗记》（简称《东窗记》），此本“不知系宋元旧本抑或‘用礼重编’本，还是另外一个什么本子”［5］ (P. 253)，东窗设计也是此剧的重要内容。这说明，较早出现的岳飞戏，主要是表达人们对秦桧杀害忠良的痛恨之情，人们渴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既然历史难以回转，人们就只好用忠良英魂在天国受到褒旌、权奸邪佞在地府受到阴谴的虚幻想像与轮回说法来弥补历史的缺憾，从而发泄人们久抑心中的郁闷怨愤之气。
二、明代的岳飞戏以写岳飞之忠勇为明显特征，剧作在斥奸的同时更把着力点放在对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与抗金事迹的热情颂扬上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但并未彻底消灭蒙古贵族的实力，从明代建国时起，蒙古贵族对明代始终具有一种威胁；后来发生土木之变，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族俘获，其情景与宋代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虏有其惊人的相似；再后来倭寇时时侵扰东南沿海，明统治者头疼而东南沿海人民更是苦不堪言；到明代末期，来自东北的清兵更是成为明朝举国的大患，大明王朝面临着亡国危险。人们由现实联想到历史，又由历史联想到现实，人们呼唤岳飞那样保国安邦、抗敌靖边的英雄出现。此时岳飞作为忠臣良将、爱国英雄的地位已经得到确认，人们便不再完全着目于岳飞与秦桧的忠奸之辨，不再满足于仅仅看秦桧陷害岳飞的东窗设计故事，因为仅仅看这些内容不能让人扬眉吐气，人们更要看岳飞精忠报国的英雄戏。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岳飞的故事广泛地出现在各种文艺样式中，他的故事越传越丰富，他的形象也越变越高大，加上与小说、说唱文学等的互相影响，明代岳飞戏对岳飞的精忠与勇武作了充分的表现。
明代富春堂本《岳飞破虏东窗记》属于明代改本戏文，较之元杂剧容量要大，剧中既有秦桧东窗设计陷害岳飞的内容，也有岳飞破虏抗金及其他一些内容，如岳飞破虏大败金兵并获朝廷钦赐玉带及精忠旗、岳飞部将施全行刺秦桧未遂等，此剧奠定了明代精忠戏的主体雏形，是“东窗”戏向“精忠”戏过渡的一部剧作。明佚名撰《宋大将岳飞精忠》则完全是以岳飞精忠勇武为表现内容的杂剧，剧写秦桧被金人俘获后要求兀术放他回宋朝以便充当金人的细作，金兵南下侵扰，秦桧为践对金人的诺言，以金强宋弱为由反对抵抗力主求和，岳飞痛斥秦桧“无忠孝之心，有怀卖国之意”（第一折白语），“你一个奸臣贼子无忠孝”（第一折【金盏儿】曲），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位将领也和岳飞一样主张抗击金兵。秦桧为了取信于兀术，又到皇帝面前诋毁岳飞，并心生歹意，自语岳飞“他就见了功，这岳飞的性命也落在我手里”（第一折白语）。剧作后三折均写岳飞与众将把兀术、铁罕、粘罕率领的金兵打得大败，得胜凯旋，一一受到封赏。剧中的岳飞一扫东窗戏中英雄无路被残害的悲弱形象，表现出英雄最强音，“俺要立国安邦，整乱除危定四方。并除奸党，只杀的腥膻丑虏尽伏降。英雄天下把名扬，风云豪气三千丈，都是些擎天柱、架海梁，立功勋姓显在凌烟上。”（第四折【驻马听】曲）岳飞精忠勇武的精神和冲天的英雄气概在剧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明佚名撰《精忠记》（一说为姚茂良撰）是在《岳飞破虏东窗记》的基础上加以改易、增删的传奇剧作，剧中情节有的依据史传也有不少取自故事传说。剧作对岳飞生平事迹的表现更加全面，对岳飞精忠报国形象的塑造更有感染力，突出了忠奸斗争，剧中岳飞虽然也被构陷而死，不过他不再只是徒被奸人执缚而死的冤屈形象，岳飞形象的基调是精忠报国、勇武过人，“杀气横空镇武威，金兵百万望风摧。喜孜孜鞭敲金凳响，笑吟吟齐唱凯歌回。”（第八出“胜敌”下场诗）即使是在被捕之后遭受严刑审讯之时，岳飞也是义正词地严驳斥奸臣的诬蔑谬言。当岳飞看到权奸必欲置他于死地、自己断无活路的情况下，他考虑的是岳云、张宪掌管重兵，为避免他们为己报冤领兵前来，他主动写书札把他俩人招来一同受死，以此来表白他们父子对朝廷的忠孝之心。
李梅实草创、冯梦龙改定的《精忠旗》更是在表现岳飞精忠上下功夫，第二折“岳侯涅背”写岳飞听说金兵攻陷京城、俘获皇帝、太上皇时，他便让张宪在他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把兴师勤王、杀敌复国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岳家军作战英勇，被朝廷颁赐精忠旗。由于群奸诬陷，岳飞无辜被逮，即使是在牢狱中，岳飞每天“不哭老婆，不哭孩儿，单哭什么二帝、二帝”（第二十三折“狱中哭帝”狱卒语），心中依然想着蒙难的君父。就是在他将死之时，岳飞也别无他求，“不须多言，待我拜辞二帝与主上便了”（第二十五折“岳侯死狱”），他心里忧虑的是国破君危、神州掣肘，并未考虑自己的家事。甚至到了阴曹地府，岳飞还是为被金人俘获的二帝着想，“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第三十六折“阴府讯奸”），其赤胆忠心可鉴可表。《精忠旗》对岳飞之勇武也作了充分的表现，岳飞统领的岳军家令金兵闻风丧胆，被捕入狱他也不屈服于奸臣，死后到了天国，“蒙上帝憐我忠义，欲命俺考察三界善恶。那下界乱臣贼子，休想俺放过你了”（同前），审讯奸臣展现雄威。剧中的岳飞虽是被秦桧一党害死，但由于剧作时间跨度大，在写岳飞蒙冤的同时，更把笔触写到岳飞一生事迹，加上作者尽力减少悲怨色彩而增加昂扬格调，因此剧中的岳飞，已不再是徒遭执缚的屈死冤魂，更是气冲云天的无畏英雄，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冯梦龙生逢明清之交，他已不是一般性地同情历史上的冤死忠良，他更渴盼出现岳飞那样的抗击外族入侵的英雄。明代人较之宋元人更多一些理性，他们的关注点已经不再仅仅落于秦桧杀害岳飞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更远地关注岳飞事件对于国家民族的意义，他们对于那已经过去的历史不能忘怀，在褒赞歌颂贬斥诅咒忠良奸佞的同时，更有表达历史见解、抒发民族感情的显著用心。冯梦龙以曲写史更在于警醒世人，国家尤其是在边患频仍的动荡之秋，更需要岳飞那样的精忠英雄，岳飞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一人一门一军的悲剧，更是国家民族的大悲剧，冯梦龙他们在创作中寄寓了呼唤出现岳飞式英雄的曲史用心。
《精忠记》、《精忠旗》表现岳飞生平的时间长，明清之交还出现截取岳飞生平某一段加以表现的剧作，如朱佐朝《夺秋魁》、李玉《牛头山》，此外还出现表现岳飞后代英雄事件的剧作，如汤子垂《续精忠》（又名《小英雄》）。这一时期，岳飞故事逐渐脱离历史事实，由历史故事转变为传说故事，加上与小说、说唱文学等互相影响，岳飞形象变得越来越神勇，神圣化地虚构岳飞的抗金业绩乃至生平中的其他事迹，甚至写岳飞后人及部将之勇，是这几种戏剧出现的主要背景。朱佐朝《夺秋魁》前半部写岳飞力劈恃勇骄狂的柴贵，后半部写岳飞征剿杨么，有的情节有一点史实的因子，但也被作了强化渲染，多数情节是据民间传说与小说润饰而成，创作动机就是为了表现岳飞勇不可挡。李玉《牛头山》在传奇化地表现岳飞之勇的同时也流露作者深沉的家国之忧，清人起兵东北虎视眈眈地瞄着明朝与南宋为金所侵扰有很大的相似性，作者借写岳飞表达对历史的反思与对现实的忧虑，牛头山之役虽然获胜，但复国大业仍然任重道远，剧作最后第二十五出岳飞对皇帝派来的李纲说：“临安非用武之乡，江左非偷安之地；祖业宜恢，国耻宜雪。还求老师相主持，力劝皇上亲总六师，渡江北伐，恢复中原。岳飞父子虽捐躯裹革，亦所甘心也！”汤子垂《续精忠》写岳飞死后显灵率领岳家军大败金兵，后秦桧夫妇罪行败露认罪伏诛，其子秦熺反叛为贼并投降金人，最后秦熺被岳飞之子、牛皋及牛皋之子、施全之子等擒捉诛杀，剧作是为岳飞报仇雪耻而作，但剧中对岳飞及后人、部将的神勇多有虚构与夸大。
三、晚明到清代出现翻案补憾类的岳飞戏，剧作以作者意愿为导向，在对岳飞进行神圣化颂扬时，出现了超历史化的倾向
元明时期的岳飞戏，虽然都有于史不合处，但它们主要是杂采野史、传说、小说，是真虚参半、亦真亦假；至于冥判冥诛，虽然明显是人为虚写，但也是在写岳飞被害死的史实基础上而作的道德审判，其主干事实（秦桧害死岳飞）是各个剧作都遵循的。清代出现的一些翻案补憾类的岳飞戏则非如此，它们完全是按照人们的善良愿望来重新设计历史，作者们采用的不是史实标准而是让人扬眉吐气的有违历史真实的方式来安排剧作。张彝宣《如是观》写秦桧矫旨发十二道金牌召岳飞班师，岳飞怀疑诏书有诈，后牛皋抓获秦桧之妻王氏所差给金兀术送信的信使，知是秦桧欺君妄为，乃不班师，继续进兵，岳飞最后击败金人，至五国城迎二帝还朝，秦桧夫妇则因通敌为奸而被凌迟处死。作者自述其意曰：“岳侯至此何曾殒？……论传奇可拘假真？借此聊将冤愤伸”（第三十出【山花子】曲），不拘历史事实而根据理想愿望设计结局，让人在戏场上获得暂时的宽慰。周乐清《碎金牌》（又名《岳元戎凯宴黄龙府》，为其《补天石传奇》八种曲之一）也写秦桧矫诏发十二道金牌令催岳飞班师，后事情败露，秦桧夫妇、张俊被斩，万俟卨和给金人送信的间谍被乱箭射死，岳飞传令将十二道金牌捶碎。岳飞率军大败金兀术，收复汴梁，夺下黄龙府，金兀术自刎身亡，全剧充满了历史理想主义的色彩。
翻案补憾类作品的出现有其历史的渊源背景，这和岳飞故事流传的过程有关。南宋时期官修史书中关于岳飞的事迹材料很少，有些材料虽有记载却被作为淡化、歪曲和篡改，这和秦桧把持朝柄尤其是把持史馆文柄有关，“从赵构的绍兴八年（1138）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一直是由秦桧以宰相而兼领‘监修国史’的职务。在这一长时期内，由于秦桧的‘凶焰烜赫，威制上下，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故所有在史馆中秉记事之笔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他们对于当时发生的政治、军事、财政等类事件，在下笔铺述之时，总是仰承秦桧的鼻息，任凭私情而加以褒贬去取，涂抹捏造。”［6］(P. 471)（《后记》）由于岳飞坚决抗金的主张与秦桧力主的政策相背，秦桧之流就千方百计抹杀、诋毁岳飞的功绩，当时一位史官言：“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词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可一二数。”［7］“在南宋王朝官史系统和官方人物的著述中，其关涉到岳飞和岳家军的一些记载，是夹杂着很多诬枉不实的成分的。”［6］(P. 474)（《后记》）受秦桧淫威的胁制，为了免祸，南宋私人著述中关于岳飞的记载很少，即使是保存下来的对岳飞事迹的载述，受秦桧等人把持的官修史书的影响，其中也存有丑化不实之词。岳飞平反后，人们对此非常不满，迫切需要详细了解岳飞的各方面事迹，岳飞之孙岳珂多方收集资料编撰《鄂王行实编年》、《金佗稡编》、《金佗续编》等书，岳珂所编之书在详载岳飞事迹的同时，也存有过分溢美的不足，同时还有神化的描写，如《鄂王行实编年》言岳飞未满月时黄河决口发洪水，岳飞母亲抱着他坐到大瓮中顺流漂泊死里逃生，此类描写给岳飞加上了神异的光环。岳珂之书“其错误虚妄之处，实未必较官史为少。其与官史的最大区别，只是在于：官史修撰者的用意在于溢恶，家传系诸书的修撰者的用意则在于溢美；其为违背事实，不可信据，则是并不两样的。”［6］(P. 485)（《后记》）而岳珂之书，在后世流传最广，小说戏曲说唱文学大多是以岳珂的记述为基本依据，这使得岳飞故事的流传在开始时就具有了神化的特点。
经过几百年的宣扬与传播，明清时期岳飞的形象逐渐由历史上的悲剧英雄转化为战无不胜、神勇无比的文化英雄，尤其是钱彩小说《说岳全传》的出现，把岳飞形象的塑造推上了高峰，小说对此前的岳飞小说、戏曲、说唱文艺进行了吸收改造又加入了作者自己的想像发挥，小说虽然写岳飞被秦桧害死，但它的主导倾向是写岳飞的精忠、威武与神勇。明清时期岳飞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日见增大，人们对待岳飞“请庙以尊之，祀典以崇之，求额以表之，歌词以咏之，篆石以祀之”［8］(P. 983)，全国许多地方都建有岳王庙，有些地方人们则建造关岳庙，把岳飞和关羽合在一起进行祭祀。人们对所敬奉的理想化神圣化的人物往往是将他们塑造为完美无瑕疵的人物，如关羽义薄云天、诸葛亮料事如神、包拯刚正不阿的形象就是如此，历史人物关羽、诸葛亮、包拯都有他们的不足，而在关于他们的传说中，则全然没有任何缺点。岳飞既然英雄盖世、令敌人闻之胆寒，他就不应该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样岳飞戏依据人们的意愿写他没被害死而是除奸安邦完成复国大业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此外明清时期距离南宋已比较遥远，人们对岳飞事件，理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意味淡了，在对历史无可奈何之下，人们更多的是从自己的心理愿望出发，表达他们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他们对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感到遗憾和不满，于是创作剧作更改历史结局，变不幸的悲剧为畅快人意的喜剧，以求得虚幻的心理、情感上的满足。
岳飞翻案戏的出现还与民族审美文化、民族道德评价标准的影响有关，我国人民在道德教化中很注重惩恶扬善，而在戏剧欣赏中则喜乐不喜悲，因此戏曲小说作品往往贯穿着善恶得报的理念、常常出现大团圆的结局。翻案戏之外的岳飞戏虽然写岳飞被秦桧害死，但它们无一例外都写岳飞升入天界受褒彰、秦桧下到地狱受惩治，这实际上是人们不忍心观看岳飞一悲到底的思想的表现。为了让人们能够以更加快意的心理观赏岳飞故事，一些剧作家就改变历史上岳飞被害的悲惨结局，写岳飞不仅在道义上取得了胜利，而且在政治上也取得了胜利。明代吕天成用“令人眥裂”来形容写岳飞悲剧命运的传统岳飞戏给他的感受，他说他曾想创作一部完全翻案、大快人心的岳飞戏，他说：“予欲作一剧，不受金牌之召，直抵黄龙府，擒兀术，返二帝，而正秦桧法，亦一大快事也。”［9］ (P. 227)（卷下·能品九“《精忠》”条）但他只有这种想法而未创作成剧。明末清初的祁彪佳评其兄祁麟佳《救精忠》（北四折）时也说：“阅《宋史》，每恨武穆不得生。乃今欲生之乎？有此词，而桧、卨死，武穆竟生矣。”［10］ (P. 164)（雅品“《救精忠》”条）祁麟佳此剧也已佚失，不过从此段评论来看，也应是写岳飞没有被害，而奸臣则被处死。正是由于人们具有希望岳飞不死的接受心理，翻案补憾类岳飞戏的出现才获得了人们的欢迎。邱开来评价周乐清《补天石传奇》云：“虽为异样翻案文章，却是天大欢喜故事。……被弦管而登歌场，令观者无不悦目快心，触发天良，则诛奸慝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不是过矣，戏也云乎哉！”［11］ (P. 1109)吕恩湛也评价此系列剧作“翻新出奇，代伸其志，而平其憾，使不得于天者，而皆偿于人”［12］ (P. 1110)，天不能遂人之心愿，人们只好在创作中改易历史结局以补心理遗憾，“往事谁能叩九阍？茫茫天意总难论。凭将旋转乾坤手，一洗人间万斛冤。”［13］这正是周乐清创作《碎金牌》等“补天”作品的主要出发点，也是翻案补憾类岳飞戏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这类剧作看似违背历史、显得很荒诞，其实曲折地寄寓了作者的曲史用心，同时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历史应当如此而不应当如彼发展的看法和评价。（责任编辑：郭妍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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