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德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北京 100193）
乡村衰退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按照现代工业文明所给定的逻辑，乡村衰退是时代的必然。然而，当今的中国没有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而是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且还赋予乡村振兴一系列的重大使命。民族要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是当代中国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从当代中国乡村振兴的使命看，中国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绝不仅仅是解决乡村本身有问题，而是中国要走一条与现代化工业文明逻辑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明之路。
处在百年之未有大变局背景下，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中国发展需要世界，世界发展需要中国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中国的乡村振兴不仅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而且是关系着21世纪人类文明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乡村振兴对世界乡村复兴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乡村与城市：人类文明演化载体的两极
考察人类文明演化的秘密，可以发现乡村与城市就是构成人类文明演化的阴阳两极，是人类文明演化“种子信息”的携带者。文明是人类社会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居住方式和文化形态的总和。在属于人类文明的组织中，能够把属于人类文明的全部要素集合起来的是乡村和城市。
乡村与城市就像构成太极的阴阳两极一样，属于一体两面，是一种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的关系。按照“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自然演化之道，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的互动机制，形成了人类文明演化生生不息的动力。
近代以来，在西方城市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我们误认为，这个世界本来的全部存在，都根源于城市这个载体。事实上，一个完整的世界文明的信息来自乡村与城市两极。乡村与城市是等价的，根本没有高低之分，他们所携带的信息是等量的，所具有功能是既正反相对又是阴阳相合的关系，如如表1、表2所示。
表1 乡村与城市携带着不同文化信息
表2 乡村与城市具有不同的功能
（二）人本与天道：人类的两种文明模式
城市与乡村作为人类文明的两个载体，在人类文明的演化，不仅是不同时代的主要载体，也是中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的区别所在。
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话语体系中，文明是属于城市的专利。英语的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生活”。近代在西方兴起的工业文明也确实如此。现代工业文明是由城市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城市的市民创造的。从西方文明历史看，也是如此。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以城市为载体的城邦文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兴起，是从500年前地中海城市复兴导致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发生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一。它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其核心精神是人文主义精神。文艺复兴运动本质是西方文化从中世纪的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转变的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满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新文化。从这个意义看，近代源于城市的西方文明可称其为人本文明。
与此相对应的文明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易经》中：“飞龙在田，天下文明。”从古到今，尽管对这两句经典有不同的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在中华民族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与乡村社会密切相关。虽然不同地区人类文明的创造者都是人，但在中国的这个人，不是城市市民，而是观天象的农民。作为中华文明始祖的三皇五帝，他们几乎都是懂天文的天文学家。他们观天文不是为画八卦、演周易，而是为了满足生计的农事活动的需要。因为决定古代农业生产的第一生产力，不是现代人理解上的科学技术和人造工具，而是如何借用天时地力。中国古人观天时、察地利、看人和是为了最大限度利用天时、地力、人和（就是合作共同劳动）三大要素为农业生产服务。作为对《易经》中代表天的乾卦第二爻的解读，“飞龙在田，天下文明”所讲的是一个天文现象。这里龙是指中国古人发现的天空二十八宿中的位于东方星群，即命名的青龙。由于每年春天，青龙星区都会在黎明时逐渐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所以被称为“见龙在田”。这个天象的时间，就是目前民间仍然在过的一个节日，即二月二龙抬头。乡村的农民，每当看到青龙星群从东方地平线升起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慢慢长夜的冬季结束，让大地万物复苏的春天即将开始。
让生命复苏的大阳之光，不是只惠顾某一类生命，而是天下所有的生命。所以“飞龙在田”，是“天下文明”开始，而这里的天下文明，已经不是纯自然的天下文明，而是中国古人已经发现天地四季运行规律，让天地之力为人类生产服务，让天下都能走向农耕文明的社会。而给这个社会带来文明之光，是从中国祖先发现四季开始的。作为中华文明之源的八卦、诸经之首的《易经》都是从中国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看人和所形成的天地人认识世界开始的。这种天地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成为中华文明特有的世界观、人文观、自然观，成为中华文明最原初的文化基因。天地人模式不仅是古代农业发展的科技之源、农村生产发展的要素之体，也是中华文明模式构建的文化基因。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最大不同，西方是人本文明，而中国是天道文明，即按照天道运动规律而创造的文明。由此形成西方人本文明的载体是城市，而中华天道文明之根在乡村。
（三）人类文明中心大循环：从城市再到乡村的文明模式大转型
以史为鉴，可以洞察未来。从人类文明历史演化的大时空和长周期看，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不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城市与乡村作为人类文明全部演化信息的携带者，就像阴阳两极构成的太极一样，他们之间是一种不可分离、不可替代、生克制衡的对立统一的平等关系。
城市与乡村的公平性、对人类文明的同等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两极交替演化的规律，还表现为两极之间生克制衡的平衡关系。农业文明时代是乡村文明信息充分显化时代，也是东方文明鼎盛的时代。近代以来是城市文明信息充分显示的时代，也是西方文明复兴走向世界的时代。
近代以来，起始于西方的工业文明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城市成为影响人类文明的天下大事，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与文明程度高度的时代标杆。然而，星斗运转，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当时代太阳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登陆到东方大陆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时代春天阳光沐浴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乡村中也有大乾坤，乡村不仅是命系中国的大事，也是事关世界文明的大事。
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失衡、南方与北方失衡、物质与精神失衡、农业与工业失衡、科技与文化失衡等一系列阴阳失调的危机，都与城市和乡村的失衡密切联系。从乡村文明复兴中重构城乡两极文明的新关系，是人类走向新时代的历史必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能够担当起对有巨大惯性的世界城市文明进行校正使命的国家是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能是城市文明复兴，只能是在中国乡村文明复兴中，重构文明时代的新城乡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有大乾坤，乡村文明复兴是事关人类文明的天下大事。
在时代给予的至高点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城市文明主导时代的式微，乡村文明复兴渐起时代的开启。乡村文明复兴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将再度回到农业文明的时代。乡村文明复兴是对当代世界出现的城市与乡村两极文明失衡矫正的时代需要。
（一）中国崛起的时代意义：世界文明中心、文明形态大转型
2016年中央电视台曾推出12集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来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近现代以来，有九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登场，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近代以来，崛起的国家中，除了日本和俄罗斯以外，都是属于西方文化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国家崛起。这种崛起引发的冲突，是属于西方文化世界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触动的不是西方文化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只是主导西方文明世界领导者的改变。
日本虽然属于东方文化体系，但其缺乏独立性、强依附性岛国文化，不可能形成对西方文化体系的冲击和改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崛起的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大冲击，这种影响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但随着原苏联的解体，这个影响力也不复存在。
在当代世界出现的中国崛起，与此之前崛起的大国根本不同。当代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文化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影响冲击，这种冲击改变的不仅是单纯西方经济与技术领导地位冲击，而是动摇了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的文化与制度。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中美对抗，其本质是代表两个世界、两个时代的对抗。作为西方世界轮流崛起的大国，最后登上世界舞台的美国衰微，预示西方世界文明时代的结束。中国作为世界唯一有着五千年文化一脉相承、没有中断的文明大国、作为当今世界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崛起，预示着一个不同于西方文明、文化与制度的新时代的开始。从经济上来讲，与1960年相比，美国现在的全球经济份额下降了近50%。而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1978年的1.8%，上升为2020年的17.6%，增加了将近十倍。
其实中国崛起更重要的世界意义，不仅仅是经济上，而且是文化与文明的意义。当代中国崛起的使命不是继续追赶现代化，更不是超过美国，而是与西方世界对峙、争夺工业文明世界的领导权，成为替代美国霸权的另一个霸主。处在人类文明百年之未有大变局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崛起，将给世界贡献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文化、新文明模式。
（二）崛起的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乡村文明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兴起，给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西方的城市文明带给世界，使世界进入一个城市化的时代。有着历史最悠久、发展最成熟的乡村文明的中国，决定了中国崛起贡献给世界的将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乡村文明复兴。
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留下的乡村，大部分是农场式的乡村。这样的乡村功能主要是为城市生产粮食，这样的乡村是一个农业产业的经济乡村，是为城市服务的附属品，是一个缺乏自己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的乡村。这样的乡村无法承担起人类文明转型所需要的新文化、新生活、新社会的功能。这样的乡村不可能成为新时代世界乡村复兴样板。正是鉴于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再造乡村的新趋势。这个新型的乡村，就是来自生态觉醒、对有机安全食品需求的中产阶层所推动的社区支持农业（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这种新型的社区农业，已经不是单纯农业，而是农业与社区生活、社区文化共生的农业，依托这样的农业成长起来的，是一个有着自身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文化与社会的新乡村。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的新乡村运动将成为世界乡村复兴一部分，但在西方主流城市文明的大背景下，西方新乡村运动在短期很难成为引领世界乡村复兴的主导潮流。
非洲、美洲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乡村，虽然还保留着自己的文明特性，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与社会的自生功能，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乡村仍处在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状态，这些乡村是需要在世界乡村文明复兴中走向自己的未来，但他们也不具备为世界乡村复兴做贡献的能力。目前能够为世界乡村复兴做贡献，发挥引领作用的是中国的乡村。
（三）中国乡村为世界乡村文明复兴贡献的四个优势
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乡村文明，具有当今世界其他地区没有的四个独特优势。
一是中国乡村文明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发展最成熟的乡村文明。千年历史的乡村是中华民族最大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最珍贵的文明遗产。在农业文明时代，曾形成世界上最早的三大农耕文明地区，即西亚、东亚（包括南亚）、中南美洲。这三大农耕区分别为人类贡献了四个大规模种植的品种，即小麦、水稻、栗、玉米。同时也为人类贡献不同的文明，即古印度文明、古代埃及文明、美洲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中国文明，但到目前为止一脉相承保留至今最完整的是中国乡村文明。
二是乡村是中华民族的功臣，是世界上自主性和主体性最强的乡村。如果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同理，没有乡村就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规律所在。在西方文明体系中，乡村是依附于城市的，而中国乡村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之根，文化传承之载体，使得中国乡村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推动中国几千年改朝换代，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农民。这样一种规律，在西方不存在，但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古人讲“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这里的水就是农民，毛泽东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里人民的主体也是农民。
三是中国乡村是世界上最具有自我调适力、创新力的乡村。中国的乡村从来就没有停下过追赶时代的脚步，在重大历史的变革时期，中国乡村还会肩负起引领时代的使命。毛主席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乡村是中国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动力源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同样是源于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当年农村承包制改革形成的重大示范效应，推动城市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早进入市场经济的企业是由中国农民创造的乡镇企业。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2.9亿农民工为城市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2500万农民工默默地回到家乡，几乎是以零成本解决失业问题，帮助中国度过金融危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多年发展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从来没有停下过创新的脚步，而且往往还走在了时代的最前面。充满创新活力的中国乡村，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功的秘诀之一。
四是中国是当今世界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把乡村振兴列为全党重中之重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努力推进城市化的同时，一直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下发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成功地指导划时代的中国农村改革。2004年，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系于农村的关键时刻，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农村工作。从2004以来，直到目前为止，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一直到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战略列入迈向新时代中国的重大战略。在2020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对乡村振兴如此高度重视，在当今世界是唯一的。
中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农业农村部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发表的《关于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联合声明》中，高度认可中国政府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联合国粮农机构赞赏中国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样富有雄心的伟大创举，体现中国政府对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利益的重视。《声明》提出要支持中国与国际社会开展农业农村发展经验交流和分享。
美国后现代哲学家、生态文明研究专家柯布先生，在应邀参加首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上的主题发言上，对中国乡村振兴给予高度评价。柯布博士讲：“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你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真是荣幸，祝贺你们！近几年来，有目共睹，习近平主席一直全身心地致力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果其他国家也在实施这样的振兴战略，我希望他们向你们学习。当然，并非只有中国认识到城市人口集聚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走得太远，许多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划。但迄今为止，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地方采取如此有力的举措来实施乡村振兴。”
（一）西方模式：高成本的单极城市化
城市作为现代工业经济的载体，人口集中的城市化成为衡量工业文明时代现代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西方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先行者、引领者，西方的城市化之路成了世界城市化的标杆。西方城市化的逻辑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出路就是城市化，通过城市经济与社会容量的增大，吸纳乡村人口转移，最终实现城乡两元归一。我们将其称为单级城市化之路。这条道路走的最彻底的是美国的城市化，虽然美国城市化率是85%以上，但剩下的乡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农场主和农场雇佣工”工作的农村，美国农村已经不是我们想象的有自己历史文化的乡村，而是隶属于现代化产业的一个经济体而已。
西方城市化之所以成为世界城市的标杆，就是伴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代表工业文明进步的经济、社会与生活都得到改善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超过60.0%。从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出现逆城市化，但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再城市化阶段，使得西方城市化在更高水平上得到发展。至此西方的城市化以更加令人向往的目标，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标杆。
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是：这个城市化逻辑只发生在占世界人口不到10%西方的发达国家之中。但在拉美地区、东南亚地区，这个城市化逻辑没有出现。巴西、印度、非洲等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但带来的是贫困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加剧。
（二）拉美陷阱：西方城市化逻辑失灵
按照西方标杆城市化的“城镇化率和发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的逻辑，在拉丁美洲的城市化中并未出现。拉丁美洲是全世界城市化率第二高的地区，到2019年，有78.0%的居民住在城镇地区。这一比率仅次于北美（82.0%），高于欧洲（74.0%）和世界整体水平（54.0%）。阿根廷是全世界城市化率最高的国家，2011年就已经是92.0%，然而高城市化并没有给阿根廷带来美好生活，而是一个贫困率有47.2%国家。令人悲哀的是在2140万贫困人口中，儿童贫困率占56.3%。1996年，巴西城市化水平达到78.4%，2000年为81.4%，远超同期46.0%的世界平均水平。伴随巴西城市化的贫民窟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城市化人口的增长速度。近20年来，巴西城市人口增长了24.0%，贫民窟人口增长了118.0%。目前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就有3500万人，占全国城市人口的25.4%。拉美城市化陷阱是世界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门问题，但大量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认为拉美的城市化方向没有错，城市化逻辑也没有错，错在拉美国家的城市化速度太快。城市容量的扩展远滞后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导致拉美城市化问题。可以说目前对拉美陷阱的解读，基本没有走出单极化城市思维的框架。很少从乡村重建的视角来讨论拉美问题。在拉美陷阱中，有一种城市化崇拜迷思，坚信认为城市才是实现现代化美好生活的唯一出路，从来没有考虑过从农业农村发展一端找出路。
如果从农业和农村发展看阿根廷，则可以发现，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带来阿根廷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大规模推动农业现代化的1980年以前，阿根廷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令人称羡的，这个南美洲第二大的国家，国土面积有五个法国大，他们拥有悠久的农耕文化，富饶多产的土地，广袤苍翠的草原，农产品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能大量剩余，他们的牛肉出口曾经是世界第一。从1980年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修订土地所有权法开始，阿根廷迈向不归的农业规模化、资本化、专业化发展之路。大资本主导的大规模农业发展过程，是一个让乡村消亡、小农经济被挤出，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过程。2002年的普查显示阿根廷有33.3万个农场，而2018年仅有25万个农场。仅1.0%的公司（2500家）控制着该国40.0%的可耕作土地。目前阿根廷农业与满足生计功能脱钩，成为与工业产业一样满足利润增长的产业。由此形成伴随92.0%的城市化，是40.0%以上无法维持生计的贫困人口。从乡村复兴之路，重新反思以西方为标杆的城市化，是21世纪要解决的新问题。
（三）中国特色之路：城乡融合共生的城市化
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要走城乡融合的城市化之路，习近平讲要走记得住乡愁的城市化。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振兴乡村的战略，基于全面乡村振兴的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是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与拉美的城市化之路。概括起来，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对当今世界城市化之路的启示如下：
一是中国城乡融合的城市化，是基于对乡村价值和功能的高度认可。单极城市化是基于对乡村价值缺乏全面认识的结果。在现代城市化的视野中，乡村功能缩减为单一的粮食生产功能。而乡村在中国的地位和价值根本不是如此。首先，乡村是中华文明之根。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这正是习近平赋予乡村振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使命所在。其次，乡村是一个不同于城市的独立文明体，承载着城市不具有的文明与文化。这正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是产业、文化、治理、环境、生活等五个方面的全面振兴，只有这样的乡村振兴才成为能够担当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使命。只有这样的乡村才是一个能够承载不同城市的新文化、新文明、新生活、新产业的乡村。再次，乡村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粮食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生态安全的“压舱石”。在现代工业经济体系中，乡村不能提供让一个国家经济富强，但乡村可以提供一份让国家和民族持续稳态发展的保险。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最长寿、最可持续发展的秘诀，恰恰在于乡村。
二是中国的经验证明，乡村具有城市不可替代功能。城市能够解决乡村的问题，乡村也能解决城市不能解决的问题。城市与乡村作为人类文明载体的两极，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与相互补充的共生关系。城市解决发展问题，而乡村承担着生存问题。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乡村不能承载高效率的现代化产业，但乡村是低成本生活的地方，所以城市是年轻人创业乐园，乡村是老人养老的福地。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一种，母子关系，乡村滋养城市，城市反哺乡村的互养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一系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都是基于再造城乡良性循环的关系而进行的。
三是现代的分布式新能源、互联网、现代交通等技术，为分布式乡村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工业文明时代之所以选择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近代以来支撑工业文明的能源技术、交通技术、通讯技术都是集中使用效率高的技术。然而正在兴起的分布式互联网、分布式新能源、现代交通技术，恰恰是支持当代人类从集中式发展转向分布式发展的技术。现代分布式技术将为分布式居住的乡村带来改革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中国已经出现。在当代中国乡村方兴未艾的乡村互联网经济，已经使远离市场的乡村成为互联网经济的主战场之一。在新时代分布式技术支持下乡村发展，不仅可以避免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交通拥挤、高能耗、高消费、高成本生活方式的困扰，也可获得与城市一样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机会。
四是政府为乡村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工程。分布式现代技术是消弭城乡发展鸿沟技术支持，发挥现代技术作用，大力推进乡村公共实施的投资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重要的物质与技术基础。长期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农村道路、供水、污水垃圾处理、供电、物联网、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3年，中国已经实现村村通公路。根据《中国农村公路发展十年（2003—2013年）》白皮书指出，截至2013年底，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378.5万公里。99.97%的乡镇和99.70%的建制村通了公路。目前中国农村互联网技术基本与城市同步。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0%。中国农村网民规模为农村网民规模为3.09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9.20%。2020年12月31日，我国已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省份共计16个（香港、澳门、台湾未计入统计），数量已过半。截至2020年底，福建省是我国首个“市市通高铁”的省份，在福建之后，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浙江、辽宁、安徽、山东、陕西12省份在2019—2025年间实现“市市通高铁”。目前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在全球排名第一，为13.1万公里，是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2020年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万公里以上。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国家。所有这些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对于中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都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乡村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
我们之所以坚信，21世纪是乡村复兴的时代，是因为时代需要乡村的复兴。工业文明时代是城市主导时代，乡村无法承载现代化产业，由此决定工业文明时代的乡村是走向衰落的命运。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转型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通过大力推进乡村复兴，重建生态文明时代新型的城乡关系，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天人合一的乡村文化是对现代天人对立自然观的重大矫正。乡村低碳生活方式是对高碳城市的碳中和。乡村是一种低流动、低能耗、复合天人合一的慢生活。这种慢生活不仅是让生命更健康的生活，也是环境友好的生活。城市人能耗是农村人的三倍。乡村是未来生态经济、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希望之地。乡村不能承载现代大工业经济，但未来的乡村是满足人类低碳消费、健康消费、文化消费的绿色经济发展的新经济发祥地。
从工业文明时代追求大而强的垄断资本经济向生态文明时代追求小而优的多样化社会化经济转型是21世纪生态经济发展大趋势；
从满足欲望的高能耗、高消费的物质化生活向低碳、健康物质与精神均衡的生活转变是21世纪人类生活方式革命的大趋势；
从高度集中的居住方式向分布式、自足式生态化居住方式转型，是21世纪人类居住方式革命。而最能顺应与满足生态文明时代的这个大趋势是乡村。在人类文明大转型背景下的乡村复兴，将会成为人类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出发地，成为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文化启蒙的发源地，成为新生活、新经济革命的发起地。
（二）从习近平“两山论”到联合国迈向绿色经济报告：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乡村绿色发展超期实践
对于如何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中遇到的保护与发展兼得的难题，受到联合国高度重视，围绕解决这个问题，2011年11月16日，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绿色经济发展报告《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该报告提出化解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自然资源加速消耗的问题，需要通过大力推进绿色经济的途径来解决。希望通过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全新的增长引擎。此报告在世界首次提出如何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能兼顾的难题，它对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该报告认为，这种绿色发展是消除不发达地球的乡村贫困的重要途径。
然而，在世界首次解决发展与保护难题的绿色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是中国。而这个超期的绿色经济发展实践，就在习近平曾经工作的浙江。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早在2002年12月18日召开的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提出要“以建设生态省为重要载体和突破口，加快建设‘绿色浙江’”。2003年主持《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并亲自担任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在2003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亲自部署，启动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工程。2005年8月，在浙江安吉余村考察时，提出著名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自从2005年习近平提出两山理论的15年以来，浙江省从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起步，不断拓展整治内容，形成整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大格局。2018年9月，“千万工程”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在习近平“两山理论”指导下，以乡村为主战场的浙江“两山”发展之路，破解生态经济发展的三大难题：一是破解环境保护与财富增长不能兼得的难题，找到自然资本增值与环境改善良性互动的生态经济新模式；
二是破解美丽乡村建设缺乏经济支撑的大难题，找到乡村+城市两元共生发展的经济模式。三是破解欠发达地区依靠工业化无法脱贫的难题，找到欠发达地区绿色发展新脱贫之路。
习近平“两山理论”指导下的中国乡村绿色发展的超期实践，受到联合国的高度认可。2016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该报告系统总结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基本理念和政策举措，旨在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借鉴。
（三）中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对世界生态文明的借鉴与启示
目前中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正在路上，但自从党的十八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生态乡村建设初步实践和遵循的发展道路，具有以下借鉴意义。
第一，中国乡村生态建设，为世界乡村复兴找到一条迈向新时代的道路。当今世界乡村面临的衰败问题，根源上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大逻辑决定的。而正在全球兴起的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乡村复兴提供时代机遇。中国生态文明乡村建设超期战略与实践，给生态文明时代的世界乡村复兴带来希望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第二，农村环境治理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工作，是提升生态乡村建设信心、让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的起步工程。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把“千万工程”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作为生态乡村建设的入手工程来对待。浙江实施的“千万工程”，在农村开展的垃圾收集、卫生改厕、河沟清淤、生活污水治理、畜禽粪便和化肥农药等面源污染治理的过程，是一个乡村动员、全民参与修复信心的过程，也是为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基础工程。这个经验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这就是中央提出的乡村五大振兴中的生态振兴。围绕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整治，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方案》明确，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
第三，乡村绿色经济发展是乡村复兴的经济基础，是一场影响未来的绿色经济改革。近代以来，传统乡村衰落的过程是一个现代化工业替代乡村传统产业的过程。失去传统产业支撑的乡村是乡村衰落的经济根源。在习近平“两山理论”指导下，当代中国出现的乡村绿色经济，正在酝酿着一次全新的乡村经济革命。乡村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乡土文化+物联网技术+生态科技所形成的乡村绿色经济发展新模式，正在给缺乏经济基础的乡村复兴带来新希望。目前正在中国乡村兴起的新经济，不仅有满足现代绿色旅游需求的乡村生态旅游经济，还有乡村传统手工业经济；
不仅有满足有机健康需求的生态有机农业，还有满足精神与文化需求的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产业的兴起。
从目前中国乡村产业发展大趋势看，在乡村有巨大潜力的有十类产业可以发展：一是生态有机农业；
二是乡村旅游业；
三是乡村手工业；
四是乡村农副产品加工业；
五是乡村新能源产业；
六是乡村养老服务业；
七是乡村文化创意产业；
八是乡村总部会展经济；
九是乡村互联网+经济；
十是乡村教育产业。依托乡村自然资源、乡土文化资源、乡土技术、社会资本等资源兴起的这十类产业，均属于生态友好型的生态产业。目前这十类产业，已经以不同方式分布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目前虽然这些产业还很弱小，但它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能够给乡村带来希望的成长性产业。乡村禀赋不具备承载现代产业的优势，但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乡村，却具有发展生态经济的新优势。
第四，充分发挥乡村使用分布式清洁能源独特优势，建设能源自足的生态村，是乡村为生态保护、碳中和的重要贡献。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倒逼下，兴起的以光伏发电为主导的新能源革命正在成为影响未来的新潮流。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战略的指导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能源发展。目前中国在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光伏发电的量、光伏发电综合科技创新均走向世界前列。中国光伏发电每度电的成本已经降到3到5毛钱。随着技术创新，光伏发电成本降低到与火力发电相同指日可待。以太阳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是一种普惠式、分布式新能源。这种分布式光伏发电最惠顾的是乡村。有人的地方就有太阳能，人越少的地方，人均利用的太阳能资源越多。如果乡村能够综合利用沼气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未来乡村能够做到新能源自给自足，比城市更能优先进入低碳、生态生活新时代。正是根据分布式新能源的这种特性，中国高度重视乡村新能源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国出台一系列推动与鼓励乡村利用新能源的政策。特别是针对西部地区乡村所具有丰富太阳能资源的优势，中央把光伏扶贫作为中国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自2014年开展试点工作以来，经过近五年发展，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在稳定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脱贫、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积极推动能源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形成“一举多得”的效果。2015年启动光伏扶贫试点工作以来，先后安排790万千瓦光伏扶贫项目，截至2018年，光伏扶贫电站分布在14个省（区）的236个光伏扶贫重点县的14 556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已帮扶约80万建档立卡贫困户。
总之，在生态文明时代，惠顾乡村的不仅有可再生的青山绿水资源，还有用之不尽的太阳能，处在生态文明时代新天地之间的乡村，在天人合一自然观指导下，乡村不仅会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收益者，也将是未来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是世界生态环境治理、碳中和的重要贡献者。
（一）当代人类面临着生物多样性破坏与文化多样性缺失的双重危机
生物多样性破坏对人类社会和气候变化形成巨大的风险。保护生物多样受到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高度重视。1992年联合国颁发《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将各种植物和动物物种及其环境的保护和养护作为其目标，该公约拥有180个缔约国。到2016年，人类食用或用来生产食物的6200种驯养哺乳动物中，至少有9%已经灭绝，还有1000种受到威胁，大约100万种动植物被认为面临灭绝的危险。
其实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的危机，同时还承受着着人类文化多样性遭到破坏的危机。近代以来工业文明以殖民方式走向世界的过程，不仅是让世界多样性生物遭到破坏的过程，也是一个让农业文明时代留下的多样性文化遭到毁灭性破坏的过程。
早在15世纪至18世纪工业文明发展的早期，当西欧殖民者带着对黄金的渴望通过航海踏上美洲与非洲大陆时，尚处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缺乏自我保护力的美洲与非洲的古老文明便开始了灭顶之灾的命运。美洲的印第安人利用大自然赋予的财富，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灿烂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然而，在欧洲殖民者眼中，美洲的价值除了黄金之外，没有什么是可以保护与珍惜。在哥伦布到达美洲的第4年，海地印第安人饿死、累死、病死、自杀和遭到屠杀的占全岛人口的1/3。在1520—1820年的300年间，西班牙人从美洲运回黄金250万公斤、白银100万公斤，总值60亿美元以上。而惨遭杀害的印第安人则有1000余万。16世纪西班牙人被征服时，许多珍贵的玛雅文字写本被当作“魔鬼的作品”焚毁，祭司遭受掳杀，仅有部分作品传之后世。当美洲黄金被掠夺、土著居民被杀之后，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古老的非洲文明，则在奴隶贸易中遭受另一中残酷的洗劫。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几百年间，有1.5亿的非洲奴隶被运到美洲。到了19世纪末，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短短30年间，非洲仅剩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两个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受到帝国主义约束的国家，其余96%的土地，98%的人口都被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
如果说在15世纪到19世纪美洲与非洲古老的多样性文明遭到西欧殖民者洗劫性破坏，用的是野蛮而残酷的战争方式，那么19世纪后，多样性人类文化生态遭到的破坏则变成一种在慢性中毒中走向死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伴随着现代化让承载人类多样性文化的乡村走向消亡的过程。
如果当代人类沿着单一的城市化的道路走下去，那么未来的地球，留下的就只有一种文明，那就是古罗马文明在全球的普及与复兴。无论今天的技术有多进步，这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细细研究就会发现：今天整个西方的工业文明，就是古罗马文明的放大。美国称霸世界理念和方式在本质上就是古罗马的翻版。1969年提出“耗散结构理论”，于197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普里戈金，曾讲过一句名言：单一化意味着死寂。多样化共生是生命世界生生不息的原因。当代人类面临的生物多样化与文化多样化遭到破坏得危机，这是相互联系的两大危机，修复生物多样性需要从修复文化多样性开始，而修复多样性文化需要世界乡村文明与文化的复兴。
修复人类多样性文化需要世界乡村文明复兴。处于天地之间、离自然最近的乡村，秉承高度多样化大自然禀赋，使得乡村成为承载人类多样化文明与文化的乡村。因不同地域、不同生态环境、不同历史而形成的乡村，就像一颗树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呈现为高度的多样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是对多样化文化乡村的通俗描述。近代以来，因服务于机器化大工业的要求而形成标准化思维，使现代化城市也像工业产品一样，越来越同质化，使得全世界的现代化城市都是千城一面的样子。凡是现代化所到的地方，都在消费跨国公司生产的遍布全球的同样的物品和流行，同样的西方输出的音乐和文化。表面上繁花似锦的城市，其实其背后隐藏的只有一种文化，就是源自西方主导的所谓文明标准的工业化文化。
古代农耕文明时代是多样化文明共存的世界。被称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在不同的文明区域形成了中国儒道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以色列犹太教文化、古希腊文化同轴共振的大格局。
古代农耕文明留下的多样性文化，恰恰是医治与矫正现代工业文明最需要的文化。天人合一宇宙观、自然观是对现代天人对立自然的重大矫正；
万物有灵的生命平等观，是对工业文明时代狭隘的人权平等的重大矫正与补充；
生命平等是人权平等的前提。道法自然的整体认识论，是对现代两元对立哲学、碎片化思维的矫正。利他共生的伦理观是现代对自私贪欲中毒的最好解药。多元共存的文明观，是对现代单级化霸权文明的重大矫正。
古代农耕文明留下的文化遗产根植于乡村社会中。从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看乡村文明，乡村价值极低，这正是工业文明时代乡村走向消亡的原因。但是，从化解当代文明危机看，古老的乡村文明蕴含着未来人类文明所需要的新价值、新文化。
（二）承载着多样性文化的中国乡村振兴对世界多样性文化复兴的价值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五大振兴中，其中包含文化振兴。作为世界巨体量的文明大国，是世界文化大国，也是世界多样性文化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多民族性上，更表现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上。云贵高原少数民族，那正是4000～5000年前，中华民族儿童时代生活样式的活化石；
青藏高原的文化，留给我们的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另一种儿童时期生活。而且这是一种更珍贵、更神奇的儿童时期的灵性生活。鼎盛汉唐是中华民族进入青年的时期的文明，如今汉风唐韵虽然远去，但在贯通欧亚大陆丝绸的路上，我们仍然能听到那个繁花似锦时代留下的回响。步入成年之后宋王朝，中原大地曾创造的色彩斑斓的宋代文明已经不复存在，但清明上河图中那些宋代后人，仍然生活在今天江南的山水之中，他们的名字叫客家人。历史从哪里开始就会从哪里结束，中华五千年古文明，从三皇五帝开始到明清王朝结束，这个完美句号，最后画在表里山河的山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发现中华五千年文明，不只是留在书本上的历史，而是仍存留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活文明。中国乡村有千年相传的家谱，中华文明也有一部留在中华大地上的五千年文明图谱。这些活资产，不在今天的城市，而是隐藏在远离文明中心的崇山峻岭之中、高原大山深处的乡村。
中国高度重视乡土文化活化传承。习近平所讲的赋予“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使命，就是指乡村文化的振兴。所以，乡村文化的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最重要标志，一个没有乡土文化复兴的乡村振兴，无法履行民族要复兴的使命。中国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是对世界多样化文化的重要贡献。
（一）“文明鸿沟”与世界贫困的文明根源
当今人类生活在一个文明两极化的世界：一端是享受工业文明带来好处占世界10.0%的发达国家，一端是处在占世界人口9.0%的极端贫困的地区。联合国发布《2021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陷入贫困的人口数量增加1.2亿左右。极端贫困率自1998年以来首次上升，从2019年的8.4%升至9.5%。饥饿人口数量总数将达到8亿人左右。亚洲的食物不足人数依然最多（3.81亿），非洲位列第二（2.5亿），其后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4800万）。贫困的绝对人数自2014年以来一直不断增加。这意味着在过去五年，饥饿人数与全球人口数同步增长。
如果说拉美贫困陷入的是城市化陷阱，非洲其他地方的贫困则与“文明鸿沟”有关。20世纪50年代末，非洲地区的国家开始获得政治独立，但并未踏上文明发展的独立道路。按照文明进化阶梯，处在原始文明的非洲，应该升级进入能够解决生计的农耕文明，应大力发展的乡村文明，而不是城市文明和工业化。然而在西方殖民者控制下非洲，按照殖民者利益，发展的不是满足非洲自身发展的需要的农业文明，而是西方垄断资本需要的工业化经济。处在原始文明阶段的非洲，根本无法跨越农业文明阶段，直接进入到工业文明社会，由此使非洲陷入文明鸿沟困境中。
今天的非洲许多国家，一端是按照国际化分工，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和与国际接轨现代化经济，一端是仍生活在原始自足自然经济中的部落乡村；
一端在国家层面上搞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另一端则是仍停留在原始部落长老治理制度阶段；
一端是在许多非洲国家的首都，那些过着几乎与西方城市一样的现代化城市生活，接受着西方式的教育，西方文化影响的公务员，另一端是底层社会，则是有50.0%到80.0%人是文盲，生活在原始简陋的房子中的农民；
一端是其现代化可以与国家接轨的现代化农业，另一端是还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
按照非洲所处在的文明发展阶段，最需要实现从原始社会向农业文明的升级，而不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对于温饱尚未解决的非洲，最需要的是要发展发挥本地优势，发展以满足生计为主的自足农业，适应技术的低成本农业，而不是满足利润最大化参加国际分工的现代化农业。处在这个阶段的非洲的治理制度，最需要是互助合作、共同富裕，是依靠传统文化之力的德治为主的社会，而不是按照西方市场化、私有化设计的竞争社会、法制社会、西式民主社会。
然而非洲所需要的这些东西，西方给予不了。因为西方殖民者最熟悉城市治理的经验和文化，乡村社会在西方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过。西方最熟悉的是现代化农业，他们无法给与非洲需要的满足自足的传统农业。西方认为最有效的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就是保护私有制的法制社会，因为以德治维系社会治理的历史，在西方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所以非洲所需要的德治社会经验，西方也无法给。
非洲所需要东西，西方给不了，然而西方殖民者却从非洲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西方式民主政治给非洲带来的是周期性的民不聊生的国内战争和混乱，参与国际分工现代化经济，跨国资本从非洲得到了廉价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之后，给这些地区留下的是生态环境破坏和土地污染。西方文化殖民化下的非洲，使得当地的非洲无法回到自己的文明传统中找到自信之根与主体性，在文化依附的路上失去自我。
对于当今世界贫困地区，最可怕的不是陷入的文明鸿沟本身，而是陷入鸿沟之中而不知。大量关于非洲问题的研究中，一直不能跳出的一个大前提，就是非洲走的城市化、工业化、民主化的文明之路没有错，错在非洲没有能力走好这条路，很少从文明鸿沟的视角回答非洲的贫困根源。所以，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援助，基本上是围绕如何提高这种能力而进行。总之，当今世界的贫困问题的背后，不是一个单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明道路选择的问题。
（二）中国式扶贫对发展中国家走出文明鸿沟启示与经验
我们发现，西方不能给与非洲的东西，恰恰是中国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和成果。在当今世界贫困人口还在增加背景下，2021年4月6日，国新办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显示，中共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当今世界仍有7亿人遭受缺粮饥饿痛苦，而中国却用占世界9.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0%的人口。无论是中国脱贫经验，还是中国粮食安全，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和扶贫政策问题，而是一个道路问题，是中国坚持走了一条中国特色乡村发展与乡村振兴之路，这才是对发展中国家走出文明鸿沟，最有价值的东西。
坚持走符合本国特色发展道路，是世界所有国家都要走的路。城市化、工业化之所以在西方世界取得巨大成功，那是因为这是符合西方文化禀赋优势的文明之路。拉美城市化陷阱就是把西方城市化发展模式简单搬用造成的，未能结合拉美实际，走拉美特色的城市化之路。非洲陷入贫困更是如此。中国扶贫的成功，就是中国走的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其实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走向符合自己国情和特色的道路。这是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最值得借鉴的经验。西方依靠资产阶级革命迈向现代工业文明之路，中国则根据中国国情依靠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开启中国现代化之路。西方的现代化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之路，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却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乡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决定中国特色道路的历史前提。城市是西方文明之源，乡村则是中华文明之根，不同的文明模式，决定不同国家走着自己的文明之路。西方文明遵循着城市兴则西方兴规律，同理，中华文明的演化也遵循了乡村兴则中国兴的规律。由此决定了近代中国在追赶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立足乡村，坚定走乡村不能缺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坚定走乡村不能缺位的改革开放之路，坚定走乡村不能缺位的城乡融合的城市道路，乡村成为中国道路的底色和大背景。
从中国特色道路，看当代中国的乡村振兴，就可以发现，乡村振兴是中国坚定走中国特色道路的必然选择。当代中国乡村振兴之路，之所以对世界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和借鉴作用，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有与中国相似的国情。这个相似的国情，就是世界贫困国家都仍然是乡村社会主导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乡村贫困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学习欧美，甚至通过单级城市化来解决，而是要立足乡村复兴与振兴来解决。
走出文明鸿沟，需要一种多元化的文明观。支配今天的文明观，是一种线性的先进与落后绝对化、标准化的文明观。以西方文明为标杆文明观，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都定位于被时代淘汰的文明。这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文明鸿沟的深层原因。在这种文明观的作用下，西方殖民者把他们的文明模式，像工业品一样在全世界强行推销。按照这种文明观所设计经济全球化，变成一个全球性按照统一标准、统一目标的体育比赛。这样一种使处在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历史国家和地区，在同一个起点上，在同一个跑道上、奔向同一个目标的竞争比赛，最终变成了，这个比赛的出胜者永远是制定这个比赛规则的西方国家，其他国家都变成这场比赛的陪伴者。
中华民族是世界文明比赛场上的另类者，因为中华民族一直坚持走着自己的路。中华民族之所以一直坚定地走在自己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就是中华民族有一种“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天下文明观。
正是这样的文明观，才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最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共生的民族。汉唐鼎盛时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以丝绸之路为纽带，谐和万邦多样化文明共存的盛世。
正是这样的文明观，才使得中国以西方文明为标杆跟着西方跑，但并不排除中国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开放，但这种学习和开放是立足于自我独立性的学习与开放。
正是这样一种文明观，才有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才有中国千年的乡村小农经济与城市现代化大工业并存，才有古老乡村文明传承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并存。
按照道法自然、法无定法的中国智慧，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进步与退步、文明与不文明，只有多样化共存的适合。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多样性共生的大自然，没有统一标准，没有人会认为大树代表进步，小草代表落后；
也没有人会认为大象因大而强才有生存的权利，蚂蚁小而弱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大自然是一个大树与小草、蚂蚁与大象的生命共同体，正是这种多样化的共生才是生生不息生命世界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