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学生中，张荣伟是比较擅长理论思维的。
2003年至2006年，张荣伟在苏州大学跟我读教育哲学博士。那时，新教育实验刚刚开始启动不久。荣伟经常随我参加各种会议，听我的各种讲演，经常和我一起到中小学去与一线的校长、教师交流，了解实验进展。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我的博士生，是必须做新教育研究的。荣伟也不例外。所以，他不仅在论文选题时把新教育实验的话语体系作为研究方向，而且协助我做了大量新教育实验的事务工作。参与这些工作，为他的研究实验提供了切实的感受。生命在场的体验，也为他日后研究中国基础教育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攻读博士期间，他撰写了一批新教育实验的论文，如《新教育的缘起及现实意义》《新教育实验的六大行动》《新教育的历史演变：欧洲的新教育运动》《新教育实验的发展分析》《“新教育实验”：新归何处——“教育市长”朱永新教授访谈录》《“新教育实验”：草根实验改革的三大难题》《“三新鼎立”：历史谱系与本真意义——“新基础教育”、“新教育实验”与“新课程改革”考察报告》《“新教育实验”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探索》《发展之中的中国八大教育学派》等，总结了新教育实验的话语体系、历史渊源，比较了新教育实验与其他教育实验的联系与区别，为新教育实验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他因此成为首任新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毕业以后，他回到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工作，为教育学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了“基础教育改革研究”的必修课。新教育实验，是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之一。先后已有十届学生选修了他的这门专业课，而他一直是这门课程唯一的授课教师。另外，这些年他为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先后讲授了“教育哲学”“当代教育理论专题”“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研究”等课程，以新教育实验为重要内容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话题。
在专业课程之外，他还专门为本科生开设了“中外教育电影赏析”选修课。这门课程围绕“教育理想”“教育激情”“教育智慧”和“教育良知”四大主题，精选了60部中外电影为教学资源，旨在帮助师范生深入理解教育的基本问题，全面认识教师职业的主要特点，全面提升教师的教育理解力和职业素养。据说这门选修课非常受学生欢迎，不仅教育系的学生选修，学校其他专业的学生也纷纷选修这门课程。
荣伟告诉我，他选择的这些电影是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的，是根据新教育实验的教师成长理论设计的：教育理想是教师职业的内在动力，教育激情是教师职业的精神风貌，教育智慧是教师职业的创新之本，教育良知是教师职业的道德底线。这四者是教师美好心灵的标志，也是其专业精神的四大支柱，更是成为一名好教师的前提。
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荣伟一直没有放弃思考和写作，先后主持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基础教育‘九大学派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我国基础教育‘十年课改的历史考察与反思”等研究项目，并出版了《当代基础教育改革》《“新课程改革”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中国教育实验改革》等著作。
2012年，荣伟出版了《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概论》一书。如果说前面的三本书重点在于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进行点状和线性的描述的话，那么，这本书的特色则在于，他已经开始自觉地构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总体认知框架，试图为探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确立更为宏观、更为根本、更为可靠的问题域。在这本书中，他详尽分析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当代格局（争论什么、借鉴什么、探索什么）、言说方式（谁在言说、向谁言说、如何言说）、话语类型（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大众诗性话语）、行动逻辑（谁来改革、改革什么、怎么改革）、实践模式（行政模式、专家模式、校本模式、共同体模式）、主体形态（政策规划型主体、理论建构型主体、实践突破型主体、商业炒作型主体、社会公益型主体）、对象与目标（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改变学校的发展模式、改变父母的家教理念、改变人才的评价制度、改变教育的研究范式）、教学关系范型（多教少学、先教后学、以教定学、教学分离、教学互损、少教多学、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教学合一、教学相长）、九大学派（情境教育、情感教育、理解教育、生命化教育、主体教育、指导—自主学习、新基础教育、新教育实验、新课程改革），讨论了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可以看到，荣伟对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脉络、现状、问题的把握是系统全面的，分析是鞭辟入里的。
我们知道，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顶层设计”非常重要。“顶层设计”所强调的是“全局意识”和“整体谋划”，需要有一个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现状的整体认知框架，需要有一个关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独特立场、视角和思维方式，或者更直接地说，需要一个改革的哲学。正因为改革哲学的不同（虽然有些改革者自己也没有自觉的哲学意识），因为立场、视角、思维方式的不同，才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改革理论和实践。
我曾经多次去过厦门，但直到有一天登上鼓浪屿的光明顶，才真正看清厦门的地理位置和整体地貌。观察任何事物，最重要的是明确立场，最难得的是找到观察事物的独特视角或“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同样，要整体把握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必须找到观察中国基础教育的“制高点”。只有找到了这个“制高点”，只有从本体论（什么是改革）、价值论（为什么改革）、方法论（怎样改革）等不同维度确立可靠的改革观，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才可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获得实质性进展。否则，“顶层设计”無从谈起，必然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
基础教育改革的力量和智慧来自哪里？我一直认为，我们长期以来的做法是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为主。许多改革为什么没有深入、持久地进行？为什么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儿小？为什么经常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就是改革缺乏群众的真正参与。日本教育家佐藤学教授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就分析过教育改革的困难之处。他认为，真正的教育变革是从课堂里开始的，是从教师开始的。对于教育行政部门来说，应该学会关注并且推广那些行之有效的民间教育实验，应该汲取民间教育改革的智慧。
荣伟告诉我，他之所以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基础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其实也是想为新教育实验的理论建设做基础性的准备。为新教育理论大厦筑基，是他的学术梦想。
（责任编辑：苏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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