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师的悲喜人生

时间:2022-05-29 12:08:01 来源:网友投稿

有一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建筑大师梁思成。他曾说过:“建筑是一本石头的史书,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他怀着对祖国母亲深沉的爱,为解读中华古代建筑艺术的奥秘,曾历经坎坷而终身不渝;虽身陷罹难但至死无悔,酿成了他可歌可泣的悲喜人生!

梁思成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与理论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以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读物《清式营造则例》;他编写了我国第一本《中国建筑史》;他撰写了我国第一本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使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辉光: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建筑系;他和爱侣林徽因发现并考察了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山西五台山佛光寺

喜逢佛光寺

日本人曾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要观光唐建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奈良去。梁思成却始终有一个信念,国内肯定会存在有关的建筑物。《敦煌石窟图录》给了他启示。他发现第61号窟的宋代壁画“五台山图”中绘有大佛光之寺;后来,他在北京清凉山寺找到了有关大佛光寺的记载。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刚从西安返京,立即与同事们结伴奔赴五台山,探寻大佛光寺。

佛光寺大殿魁伟整饬,从建筑形制特点判断,超长的屋檐、硕大的斗拱、柱头的卷刹、门窗的形式处处可以证明是唐代建筑。他俩判断这座建筑绝不晚于宋代。宽广的大殿内,在一个大平台上有一尊高大的菩萨坐像,侍者环立,有如仙林,而平台左端,却坐着一位真人大小的便装女人。在仙人群中,她显得渺小与猥琐。和尚们说,这是篡位的武后。为取得确凿的年代证据,林徽因爬到殿项探视。藻井内黑暗无光,梁檩上盘踞着千百成群的蝙蝠、木材中聚集着上千成万只臭虫,秽气扑鼻、奇痒难耐。素爱整洁的她,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终于发现在大殿梁下写有“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字样。费了三天时间,读完隐藏在四条梁下的题词全文;然后和殿外台阶前,经幢石柱上刻文对照,证明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这次考察的结果,与以前发现的最古老木结构建筑比较,还要早一百二十七年。

于是,他们明白了:那位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侧的女人,并非是和尚们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遇本人。宁公遇是古代出资建殿的女施主,林徽因是发现她的现代女建筑家。古今两位名垂青史的女性相逢于佛光寺,岂非天意!

佛光寺是我国自己发现的第一座唐代建筑。他们察看、照相、测绘,详尽记录了整个建筑群。粱思成和林徽因沉浸在狂喜之中。此时此刻,或许是他俩一生中最为欢乐、幸福的时光!

在流亡中成为宗师

苦难的人生啊!为什么欢乐总是那么短暂?正当他们离开五台山到代县休整时,从太原带过来的报纸上赫然在目的是“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战争爆发已有一周。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是中国人民的苦难之日、耻辱之日。此后,等待着他俩的日子是:流亡、贫困、疾病……林徽因的肺病一再发作;梁思成的腰背日益佝偻,但他们从未放弃过考察、研究、撰写。梁思成坚信唐诗中所说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即将到来。

梁思成带着家人取道天津、长沙,于1938年1月抵达昆明。在昆明,他们建立了中国营造学社,并在西南地区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调查。他们的研究经费,过去主要依靠外国的基金会赞助。抗战后资金来源受到很大影响。梁思成夫妇在贫病交迫的困境下坚持工作,并整理、刊出了学术论文。

1940年冬,营造学社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这里的气候潮湿,冬季阴冷、夏季酷热;两间竹篾抹泥为墙的陋室,蛇鼠出没于顶棚、臭虫横行于枕席。不久,林徽因结核病复发,病势凶险、卧床不起。李庄无任何医疗条件,梁思成只能兼做护士,打针、喂药。眼见妻子在痛苦中挣扎,他从心底里呼喊着:“神啊!假如你真的存在,请把我的生命给她吧!”只要病情有所好转,林徽因就硬撑着读书做笔记,帮助丈夫做撰写《中国建筑史》的准备工作。她睡的小小行军帆布床周围,堆满了中外书籍。

1944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诞生了。这部著作总结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特点,并与西方建筑比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其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梁思成衰老了,林徽因也难以康复了。医生悄悄告诉他,林徽因将不久于人世。国外的朋友力劝他们接受美国一些大学和博物馆的邀请,去美国工作和治病。梁思成复信说:“我的祖国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俩是用生命的光与热谱写了祖国的建筑史!

梁思成曾说:“如果我从李白、杜甫、岳飞、文天祥这些伟大的民族英雄那里继承了爱国主义思想,而徽因除此以外,比我更多地从拜伦、卢梭等伟大的诗人、哲学家那里学习了反侵略、反压迫的精神。她对祖国的爱,是怀着诗人般的浪漫主义色彩的。”

1946年10月,梁思成受邀到耶鲁大学讲学;其间,又完成《中国雕塑史》的撰写,把中华文化的瑰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梁思成的调查研究、分析、总结,使过去处于混沌状态的中国古代建筑,清洗了蒙尘,显露了它故有的风采。为此,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曾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费正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不怕困难、献身于事业的崇高典范”,“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技发展史》中,多处引用梁思成的著作。他称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宗师。

梁思成虽然从1930年到1945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上,但他的视野从没有局限于古建筑的研究。他始终关注我国新建筑的创作及城市规划与自然环境关系这一新学科的进展。这是他与我国其他建筑史学家的不同之处。

辉煌与悲壮

1948年,国民党动员北京的大学教授去台湾,梁思成坚持留下等待解放。年底,清华园先解放了。梁思成连夜把北京城重要的古建筑标志在地图上,由中央发给准备攻城的解放军。后来,傅作义接受了和平解放的条件,北京城内的古建筑得以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的头上也曾有过不少耀眼的光环……

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前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和建筑研究所所长。

他与林徽因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过不少卓越的奉献……

梁思成担任过中央直属修建处(建筑工程部前身)顾问;他主持了人民英雄记念碑的设计工作;他与林徽因主持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工作;他主持设计了在扬州的鉴真和尚纪念堂,这一仿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唐代式样建筑,获得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他在清华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培养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建筑师,他的不少学生主持了全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如1959年的北京十大建筑工程:他领导的科学研究集体,因为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和文物建筑保护”这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1987年,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林徽因在肺部布满空洞,切除一侧肾脏,结核杆菌肾肠转移的身体状况下,以惊人的毅力与助手们一起研究设计出适合景泰蓝生产工艺的造型、图案和配色,拯救了濒于停业的民族工业。当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接过林徽因设计的景泰蓝礼品时,高兴地说:“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品,真是美极了!”

林徽因是半卧在床上,伏在一张特制的小桌上,完成这些设计工作的。那时她一天只吃二两饭、睡眠四五个小时。她是在与生命进行竞赛啊!今天,我们仰望着庄严的国徽、观赏着艳丽的景泰蓝,人们也许不会想到给她戴上“民族英雄”的桂冠,但是,这位坚强的纤美的女性却同样以生命为代价,唤起了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1955年4月,林徽因告别了尘世,享年51岁。

在新政权下,由于梁思成身上存在的两个特点,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决定了他将从不断的磨难中走向劫难……直到生命的尽头。他和林徽因一样,没能等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一、梁思成的专长是建筑艺术,涉及意识形态,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高度集权的年代里,缺乏他生存的空间……

二、梁思成是一位刚直不阿的科学家。在他身上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知识越多越反动”、“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岁月里,注定了他苦难的人生……

建国伊始,毛泽东主席曾对彭真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梁思成却上书大声疾呼,北京城的建筑规模、文化艺术价值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不能从消费城市转化为生产城市。他总结了欧洲城市建设发展的经验,联合有关人士向中央多次提出保护老北京,另辟新区建设新北京,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域的方案,这样既能保护古城原貌,又可适应首都的种种需要。他认为保护不是原封不动搁置,而是在不伤原貌的情况下,加以改造。如北京的古城墙可以改造成“10米或更宽的”空间,变为有花圃和园艺的永久性公园:双层屋顶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博物馆、展览厅;护城河及两岸空地可以建成绿色地带,供人们垂钓、划船等娱乐。他认为北京的城墙是民族的珍宝、世界的“项链”。

但是,这个方案没有被最高领导赏识,并遭到苏联专家的反对。苏联专家认为,北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应当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大城市,建议政府中心设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及东西长安街。为了北京的规划,梁思成竟然和彭真争得面红耳赤。他对彭真说:“在政治上你比我先进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进五十年。”

于是,梁思成的方案被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毛主席“一边倒”方针背道而驰。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运动,开了以运动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的先例。

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在建设发展中把城墙、牌楼、塔楼、碉楼大部分拆除了,护城河消失了。在北海大桥的扩建中,还计划把团城拆毁。梁思成恼火了,找了周恩来总理,经过总理与梁思成等人的现场勘查,才把团城保留了下来。

事后,梁思成说:“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据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不幸而言中。不仅如此,正如陈志华在《我国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保护的先驱》中所言,“个人的记忆是不足道的。但是,民族的记忆不能没有实在的见证,民族的感情不能没有实在的依托。这种记忆和感情,同样牵连着民族的命运。对这种见证和依托的需要,就是文物建筑保护的根据”。

1955年,梁思成多年来不懈地为党工作和在他看来是同失误的斗争把他带到了衰竭的边缘。他心力交瘁,住院时发现染上了肺结核。

1964年,世界各国建筑学者会聚意大利威尼斯,研究城市发展与古城保护问题,提出老城与新城不要混在一起,这就是有名的“威尼斯宪章”。这些原则实际上梁思成在30年代就提出来了。有人说梁思成保护古建筑的主张是“向后看”,实际上他是向前看,而且很有预见性。

以后,等待着梁思成的是不断的苦难……在反右扩大化时,他曾受到冲击;在经济困难时期,他也过着艰苦的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斗争。但这些磨难并没有改变他对祖国的忠诚。他一心盼望台湾回归祖国大家庭,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临终的日子里,他曾含泪动情地背诵陆游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1966年,暗无天日、颠倒黑白的“十年文革”浩劫开始了。清华园建筑系馆门口,贴出了醒目的大字报“揪出黑市委藤上的大黑瓜梁思成!”“梁思成是彭真的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

建筑大师梁思成,佝偻着瘦小、憔悴、病弱的身子,头上戴着和身体等长的高帽,胸前挂着沉重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大黑牌,目光里透露出强烈的屈辱与羞愧,蹒跚着、跄踉着,被红卫兵推来搡去,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批斗、游街,无数次的“交待罪行”、“写检查”。

在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中,梁思成却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我所唯一可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将我的全部知识献给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没想到因此我反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罪人。”“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斗争,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国外去?不!既然祖国都不需要我了,我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

让梁思成最伤心的是,他等待着心爱的学生来和他研究讨论,“什么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建筑学’”?然而,没有一人登门。

当红卫兵勒令梁思成转移到系馆去隔离审查时,他轻轻地仿佛自言自语地对陪伴他共同经历劫难岁月的林洙说:“……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林洙强抑着泪水,当着门口虎视眈眈的红卫兵面前,为了鼓励他,念了一首毛泽东诗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在血色迷离的残阳中,梁思成走向了人生的终点!他是带着苦恼走的。因为,虽然他怀着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苦苦求索“无产阶级建筑学”的答案,但是他至死也没有明白,这门社会主义革命的技术科学究竟是什么样的?!他只有无奈地哀叹:“如果再让我重头学一遍建筑,也许还会有这样的结论。”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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