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洁的医梦人生

体会。

二

肺癌位居全世界癌症死因之首，其可怕之处就在于，发病初期往往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因此很难被察觉，等到确诊的时候，病程往往已经发展到中晚期。肺癌也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如不控制吸烟和空气污染，到2025年，我国每年新增肺癌患者将超过100万例，成为世界第一大肺癌国家。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成为一名胸部肿瘤临床医生的王洁自然不会忘记自己身为医生的责任和使命，如何找到一种更为有效、合理的新方法来治疗肺癌，尤其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成为了王洁新的人生目标。

肺癌患者中有80%左右所患的都是非小细胞肺癌，而目前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传统的化疗手段。这种“敌我不分”的治疗方法，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对大量的正常细胞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另外，化疗所带来的毒副作用，也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对于身体状况较差的中晚期肺癌患者，化疗稍有不慎，很有可能非但不能缓解病情，反而会缩短寿命。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医学界也在不断研究如何能使抗癌药物更有针对性。于是，分子靶向药物应运而生。顾名思义，分子靶向治疗的药物，是专门针对肿瘤中异常表达的蛋白、酶以及突变的基因设计的，所以它们对正常的细胞损害很小。

经过长期研究，科学家发现，一种名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物质，在癌症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一旦被激活，会促进细胞的分裂增殖，而在很多的癌症中，都出现了EGFR表达过多的现象。基于这一发现，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易瑞沙、特罗凯为代表的分子靶向药物得以问世，它们的出现，改变了化疗“敌我不分”的治疗方式，是晚期肺癌治疗里程碑式的进展。

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医患交流网页上，可以看到很多无法进行手术或化疗的病患在急切地咨询关于靶向治疗的情况。然而，靶向治疗每月上万元的费用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且一旦开始治疗，就需要长期持续服药才能保证效果。更重要的是，分子靶向药物并不是万灵药，它并不是对所有患者都有效。因此，找准适合的有效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个体化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避免了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不会延误患者的病情。

对于非小细胞癌症来说，大量研究显示，在使用这类药物之前，对患者进行EGFR突变的筛选，有突变者给予易瑞沙或特罗凯治疗，将使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和生存期比标准化疗提高3倍左右，且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王洁却发现，想要对病人进行EGFR突变筛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既往的临床实践中，基因筛选通常利用病理组织样本来完成。但是，对于大部分不适合手术的中晚期癌症患者，从他们身上取得的有限组织样本仅够满足病人进行病情诊断，最终仅有30%～40%中晚期患者能留下多余的组织样本进行基因分析。对于那些无法提取样本的患者，就无法判断他们是否适合靶向治疗，这也使很多人错失了治疗的良机。

明明生的希望就在眼前，却触不可及，王洁迫切地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既可行有效，又费用低廉的基因筛选手段，能让更多陷入绝望的病人重新找回生存下去的希望。基于丰富的临床经验，王洁判断可以利用外周血代替肿瘤组织样本进行基因检测。外周血相对肿瘤组织样本更容易取得，而且获取造成的创伤很小，不会对病人身体造成很大影响。而国际上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坏死的肿瘤细胞释放到外周血中的游离DNA与肿瘤本身的生物遗传学特性相同。

为了验证自己的设想，在临床工作中，王洁应用变性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技术这种成本相对较低的检测技术，对上千名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外周血和配对组织样本DNA进行检测，初步证实二者有较好的一致性。利用这项新的检测手段，原来苦于没有样本，无法判断患者是否适合靶向治疗的难题得到了解决。虽然此项研究尚需进一步前瞻性临床试验验证，但它却为肺癌基因分型基础上的个体化治疗指明了方向。

想要取得这样的成果，光靠临床经验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科研工作做支撑，这就要得益于王洁出国访学回来之后，一手组建的由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共同组成的胸部肿瘤转化研究实验室。提到这个实验室，王洁坦言，她非常感谢做博士后期间指导自己的老师，同时也是胸部肿瘤内科上一任主任刘叙仪教授。在海外学习、工作过的刘叙仪教授十分清楚科研对临床的重要意义，因此，当年在刘教授领导下的胸部肿瘤内科就很注重研究转化临床的工作，并且拥有自己的科室实验室。她也很看重同样具有研究功底的王洁，在退休的时候最终提议由王洁担任主任一职。

2002年，王洁来到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进行访学。在美国，王洁发现美国的做法是临床医生申请课题后，雇佣做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共同组成实验室合作完成，即所谓的M.D雇Ph.D。而在国内，虽然医院也强调临床与基础的结合，但是基本情况仍然是，医生在临床中发现问题后，临时聘请科研人员进行指导和研究。而在王洁看来，科研人员有自己的工作和研究，对临床医学也不一定有充分的了解，这种松散的、临时的合作关系显然并不能算是两者真正的结合。“真正的结合是要把研究室包含到科室中来，真正做到水乳交融、荣辱与共。给科研人员提供医生的待遇，并灌输一定的临床知识。这样一方面研究人员没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整个科室的研究就是他的奋斗目标，他也会倾尽全力。”回国之后的王洁就是本着这样一种理念，一步一步开始重建胸部肿瘤内科的转化研究实验室，最终形成了如今成果频出的胸部肿瘤转化研究实验室。

除了临床与基础的紧密结合，王洁访学归来后另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加强肺癌治疗中的多学科合作。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访学的过程中，王洁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肺癌在病情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肿瘤的发展、癌细胞的转移等多种因素，需要不同的科室介入共同进行诊疗，因此多学科的合作非常重要。为此，M.D.安德森癌症中心发展出了一套良好的临床治疗的多学科协作模式。

当时去M.D.安德森癌症中心访学的，除了王洁还有胸外科的主任和放疗科的副主任。接受过同样培训的3个人先后回国，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念头，就是将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协作模式移植过来。于是，2005年他们联手建立了多学科查房的模式，在每周二下午专门抽出时间，将各相关学科的医生聚到一起，就各科需要多学科协作治疗的疑难病例拿出来一起讨论，以给出最合理的治疗方案。这样的多学科查房制度一直坚持到现在。

而在当时，国内在遵循传统的严格的科室划分的医院中，很难见到这样的治疗方式。

对于这种各科室缺乏沟通的治疗方式的弊病，王洁感触很深。她曾接诊过一位从外省远道而来的肺癌晚期患者，病人已经出现了癌细胞脑转移，之前接诊的当地医院的内科主治医生坚持要让病人继续进行内科治疗。而在有着丰富多学科综合治疗经验的王洁看来，内科的化疗治疗已经没有办法控制病情，当前病人急需的是和放疗科合作进行全脑放疗。尽管当时的病人一时还难以完全理解和接受王洁的建议，王洁还是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叮嘱病人，一定要把她的意见带回去。随后的事实证明，王洁的建议对于这位患者的治疗起到了明显改善的作用。

除了多学科查房，王洁与相关科室还尝试合作发展出了多学科联合门诊，多学科联合疑难病人会诊、多学科联合重大课题攻关等多种协作模式，最重要的是进行研究生的多学科联合培养：“从源头开始，让内科的研究生在起步的时候就不仅有内科的理念，同时对外科、对放疗也非常熟悉。这样日后他们真正进入临床以后，会具有一定的多学科基础，多学科协作对他们来说也就成为一种常态，不需要别人强迫他去做。”

三

王洁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除了依靠自己的执著与努力，更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王洁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父亲画的水墨画，办公桌上摆着女儿的照片，从中能感受到她对家人的丝丝牵挂。谈到家人，王洁感慨良多，尤其是回忆起出国访学的那几年。由于王洁和丈夫先后赴美访学，家中年幼的女儿无人照料，王洁只好将女儿带在自己身边。然而忙碌的她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孩子，于是王洁年迈的父母也来到了陌生的美国，帮她操持整个家。王洁颇有感触地回忆道，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情景就是每天晚上八九点钟，结束研究工作往家走的路上，她都会看见父母带着自己年幼的女儿，站在离家百米外有些荒凉的路上翘首盼望自己回家。

回国以后，考虑到父母在老家成都有着自己闲适的晚年生活，王洁不忍心再让两位老人继续为自己操劳，于是她改请保姆来照顾孩子。几年时间里，女儿身边的保姆换了一个又一个，自己这个做母亲的却很少陪伴在孩子身边。以至于女儿有时候会跟她说：“妈妈你别当主任了，把主任让给吴妈妈（王洁的同事）吧……你太累了！”虽然只是小孩子的一句戏言，但也透露出她内心一丝小小的委屈，和对辛勤操劳的妈妈的心疼。

这两年，王洁也意识到自己一心扑到了事业上，对家庭亏欠了太多。错过了女儿最重要的成长时期，先生偶尔也会抱怨她对家里照顾不够。她也开始逐渐调整，分出更多的时间陪陪女儿，照顾家里。“女人还是女人，必须要担当起贤妻良母的这一份责任。”王洁笑着说。

王洁凭着自己的执著与坚持，一路虽跌跌撞撞，却也终于得偿所愿。相信未来的她，也会凭着这份执著，在临床医生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好。

王洁，北京大学北京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主任。1994年获得华西医科大学肿瘤病理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得华西医科大学与协和医院呼吸内科联合培养博士学位，1997～1999年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北京肿瘤医院作博士后研究。

2002～2004年，赴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访学。回国后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5）、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1999）、北京市首发基金（2005）、国家“863”科技支撑项目（分课题负责人）等研究 。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文章50余篇，其中5篇被SCI收录，参编专著3部。2011年1月获第七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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